
写了谁?
居伊·德波
我品尝到的愉悦,是遵从这个时代那些可悲法则的人所无法了解的。
威廉·夏伊勒
每个人的幸福竟然是一件如此相对和如此朦胧的事,而且肯定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它来自深思熟虑,来自爱,来自对自己的真诚,来自对追求举世功名的鄙视,来自对命运的顺从,来自对生命无知无觉的顺从,来自对生命蛮荒无常的顺从。
苏珊·桑塔格
人们常说他们希望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因为他们有话要说。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就好像是加入了一群圣人的行列……我想我并非在做什么自我表达,我觉得我正在成为什么,正在参与一项高尚的活动。
谢默斯·希尼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这就像在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
伊塔洛·卡尔维诺
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变得愚蠢的危险一直存在,精神贫乏始终在迫近。
乔治·斯坦纳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够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文学批评真的使人更加仁慈。更糟糕的是,有大量确凿的反证。
维克多·克莱普勒
纳粹最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一个个演讲,也不是通过大量的文章或传单、无数的标语牌或旗帜实现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必须有意识地思考或者有意识地感受才能够吸收接纳的东西。纳粹主义是通过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世界只不过是一场由事件构成的癫狂,是数以十亿计事件的癫狂,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没有什么是可以把握的,我们刚想要抓住什么,一切都会从我们手里滑脱。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抓住什么,因为事物总是在滑脱、溜走,因为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因为有数以十亿计的事件,它们既存在,又不存在……
莉迪亚·戴维斯
我们对某个思想家有亲近感是因为我们认同他;或者是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已经在思考的东西;或者是他以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已经在思考的东西;或者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读他的话就会晚得多才会思考的东西;或者是如果我们没有读他的话很可能会思考但最终不会思考的东西;或者是如果我们没有读他的话希望思考但最终不会思考的东西。
奥尔罕·帕慕克
这个世界的里面隐藏着另一个世界,只有将隐藏在自身里的另一个自己释放出来,才能边走边想地抵达幻想中的另一个世界。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终生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在这种偏好中走得过远的人来说——其中包括远离祖国,做一个民主制度中的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
约瑟夫·布罗茨基
当我们年复一年,在错误的时节返回我们所爱的地方,却无法保证能够得到爱的回报时,这也许可以作为忠贞的证据吧。因为,就像所有美德一样,只有当忠贞是本能或乖僻,而不是理性时,它才具有价值……
哈莉黛·埃迪布
总有一天,一个更大的法院将审判那些剥夺国家自然权利的人。……内心的公正反抗就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杰夫·戴尔
总有一股冲动要放弃我已经开始在做的事情而想去做其他什么事情,并不是因为其他的选择更令人愉快而仅仅因为那是其他的事情。
阿尔伯特·赫希曼
对我而言,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智识上的开放性这两者结合起来,民主政治就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微观基础。
切斯瓦夫·米沃什
在畏惧和战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 揭示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 谁就自认为是个失踪的人。
托尼·朱特
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
迈克尔·欧克肖特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上航行。既无避风港,也找不到可供抛锚的海床;既无起点,也无规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远在海上漂浮。这片海洋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埃米尔·齐奥朗
我,带上我的孤独,与上帝对峙。
阿尔贝·加缪
爱是不知限度的,如果我能把一切都拥在怀里,就算姿势笨拙又有什么关系呢?
诺曼·奥勒
人们常说,在独裁体制里,秘密的含义就是让知道的人尽可能少,让受影响的人尽可能多。
西蒙·蒙蒂菲奥里
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但会借用、偷窃、回响和强占过去,以便从过去和现今的原材料中炮制出一种独特的混合体。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人们用冷漠审判激情,用饱食终日审判辘辘饥肠,用健康审判疾病。同样的冷漠,审判林林总总的激情;同样的饕餮,审判形形色色的饥;同样的健康,审判各式各样的疾病;同样的美满,审判各种各样的灾难。
布鲁诺·巴贝
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更愿意展望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而不愿回顾这个国家走过的路。
玛莲娜·巴斯玛诺娃
别把我的话看得太坏:你的声音,你的身体,你的名字,再也勾不起任何联想;没有人摧毁它们,但是要忘却一个生命,最低限度也得需要另一个生命。而我已经经历了那一部分。
V. S.奈保尔
也许永远没有人会理解的,是这样一种广阔:印度是一种疼痛,是一个我会怀着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终又总是想要逃离的地方。
詹姆斯·乔伊斯
我的小说中弥漫着灰坑、枯草和腐肉的气味,那也不是我的错。我真心真意地相信:如果你不让爱尔兰人民通过我的磨得发亮的镜子好好看一眼他们自己的真容,你将会推迟爱尔兰的文明进程。
赫塔·米勒
书并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告诉我们,无法为自己创造幸福是一种什么状态。这就足够了,我没有指望一本书能带给我们更多。
吉奥乔·阿甘本
真正不可忘却的东西,不仅要求不被忘却,哪怕无人记得,而且首先要求被铭记为忘却了的。灵魂同它总已忘却的东西保持的关系比一切记忆还要深刻,因为它不管怎样都无法被铭记于回忆的时刻。
托马斯·曼与斯蒂芬·茨威格
若精神是善的原则和想要的权力,是对真理面目变化的忧虑和警惕,即坚持接近尘世正义、信赖和需求的万物,那精神就是政治性的,不管它觉得这个标签美不美。我认为现今没有一样有生命的事物能够回避政治。拒绝政治本身也是政治,是坏的政治。
怎么写?
面对日常生活的心灵困惑,还是无法摆脱借助他人际遇来舒缓自身的隐秘想法,甚至不惜借助莽撞的误读来释放内心的紧绷,仿佛遥远的交心。书中的人物或他们的话语,半隐半现地记录着我的生活,当然也若隐若现地呈现着我的时代。
当我们朝向美好的憧憬时,现实的妄想也让我们成为想象世界的流亡者;再者,我们身处现代性的大流动时代,每个人都是故土的流亡者,也都是时代的移民者。“移民”,意味着外界强力或自我抉择的物理迁徙。我们每个流亡者或移民者,哪怕随意写下的任何句子,甚至偶然说出的随意话语,都可能是一份自我意义的文本脚注。
——自序《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
让想象力夺权,一个人不仅要像一支队伍,更要像一个政府,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精神政府。他的生活如同他的作品一样,保持着一致性。也正因此,居伊·德波的知行合一使我们相信俗世之中真的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在表演的时代也能够真诚地兑现,赐予我们对生活想象的激情源泉。因为他的一生都从未停止按照毫不妥协的自由原则进行创造,并毫不停歇地寻求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着与他人联合作战的可能性。
——《居伊·德波:忠于自我先于一切》
当年桑塔格所表现的对公平、正义、和平等普遍价值的拥护,还有她那不畏权威的异议之声和对公共责任永不缺席的姿态,在犬儒匿栖的假面社会尤其值得学习;她那对抗平庸的“批判的智性”,也是那些经验被磨平的阿尔法社会在重构过程中所需要的。尽管桑塔格是以一种文青论政式的思维方式在观察和发问,但这种不沉默的姿态在头脑被禁锢的年代里同样弥足珍贵。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或世界文化的一大礼物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寻找思想的自由。
——《苏珊·桑塔格:激辩的红唇》
哪怕公共空间逐步瓦解,“幸而遇到的友谊和同情”与“伟大而无法估价的爱的荣光”,也能给人提供对尊严的确认——尤其是在不得不承认令人沮丧的现实之时。正是这种并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但依然可以存在于精神生活之中的“友谊”,意味着对自我的确认和对尊严的追寻,才不至于让我们陷入“不能指明我实际是谁”的现实境遇——当然,这意味着思想生活与情感生活不能切割。
——《谢默斯·希尼:抽筋的时代》
智识分子的责任并非自负傲慢地教导方向,而是以谦逊探讨的民主表达去保卫能够不断生发新型可能性所需要的社会空间;较之于给出价值判断的路标指引,更重要的是社会本身的事实分析,而不是不经由事实便先入为主地高喊“狼来了”,让落伍的价值观念成为主导思维的绊脚石。智识分子在享受光环时,也应该像其教导别人时所说的那样:保持自我更新,警惕固执己见,清理迂腐陈见,时刻准备“自我颠覆”。
——《卡尔维诺:优雅的反智》
政治强权下的审查机制导致语词书写的内在审查,让人们对一些词语越发生疏,不能了解其真正的含义。在对词汇真义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对词汇进行漫无目的或携带特殊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对词汇的偏离与颠覆,使我们也成为推波助澜的凶手,变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双重身份。在斯坦纳看来,若要拯救语词的受害,恢复语词的丰富性,诉诸语词本身携带的见证功能,唯有赤裸裸的真实才能将谎言清洗。
——《乔治·斯坦纳:语词的见证》
迈斯特和奥威尔都曾谈论过语言的政治性问题:在政治暴行和谎言压迫下,词语必然丢失其人文意义。纳粹话语作为欺骗性的宣传工具,在全面覆盖之后,必将成为专门用于政治造假、文化造假、德行造假的工具。……在这种毒化思维传染的过程中,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毒素遍布的观念,逐渐地,民众变成一群对真实和客观不再重视的、逻辑混乱、表达模糊、丧失判断力的动物。
——《维克多·克莱普勒:语言的反噬》
整座城镇如同配置了一套自毁系统,利维坦护持下的丛林社会未必真的都会走向毁灭,但每个个体则会因欲念狭隘、精神瘫痪、道德贫血而真的走向毁灭。男爵这一虚假救世主的突然到来,让全民陷入乌托邦式的自我迷狂,整座城市的人都以各自的方式为这一虚假希望煽风点火,最终玩火者被火吞噬。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索多玛城的末日癫狂》
莉迪亚·戴维斯通过打断阅读的进程来展现逻辑的过程,从而让读者体会她将哲学思辨渗透在小说叙事中的写作方式;同时,在这种不断的迟疑、纠正与修改之下,让事件本身的意义不断得到扩张。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事件,无论是自我生活的心灵灼伤,还是社会生活的难言之隐,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叙述者和阐释者,因为我们既是故事的经历者,也是故事的解读者,更因为我们自身可以通过对细节的关注成为“内心的扩张主义者”,进而成为生活与现实的告密者或泄密者,反击那些诱骗的幻觉——不唯独私人层面的,也包括公共方向的。
——《莉迪亚·戴维斯:记忆的作弊》
帕慕克的幸运就在于此,无须像本雅明对迅猛突进的文明进程做出忙乱的忧患辨认,而更像是对一座城市的历史皱褶进行不同维度的体察观望:既可以探寻家族沉淀的岁月痕迹,去讲述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的荣誉遭遇;也可以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上眺望东西方文明史的冲突,召唤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魂魄;或者顺着历史的长河回到奥斯曼帝国时代,去聆听历史的回音;又或者俯瞰边境城市的独裁统治与反抗冲突,观望一座城市的政治死角;甚至,从文本的虚构到实体的落地,建立一座属于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
——《奥尔罕·帕慕克:野狗的呼愁》
近十年来,叱咤风云的各路掌门逐渐选择隐居山林;为寻求江湖地位的存在感,武林门派的各大弟子只能各显其能,意欲通过声调之高低来断出水平之高下。在闹市之中闹事,成为江湖声望的不二法门。各安天命是种难以忍受的孤单形态,暗自修行也成为寂寞难耐的心理重负,如何安全而有效地获取江湖话语成为武林门生的最佳选择。于是,“靶学”成为武林第一武学。“靶题”聒噪下的话语灾变,成为自媒体写作时代的狂欢现象。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情绪议题,无限繁殖着几何级数的喧嚣,在话语的迷津中不断迷妄与亢奋。在某种程度上,这毕竟是时代的需要,然而时代也可能并不需要,这才是如今言说者的最大尴尬:口舌之快并非用于夺回现实的想象权,而是为了获取流量而制造的话语战争——通过精研“靶学”,重新劫持话语。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疏离的幻象》
布罗茨基的散文讲究结构的严谨,犹如他的人生:当年一个女孩在生日那天送给他一套威尼斯明信片,在初入威尼斯时就有让他大做湿梦的女人接待他,而他的最后一位妻子也是威尼斯人;作为“文明的孩子”,他最终的归宿是西方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威尼斯。他的逃离,更像是一次复归。……在布罗茨基看来,写威尼斯的风景也好,写威尼斯的人文也罢,无非是回到当年的那个梦里。它不在于何地,也不在于何人,而在于用某种方式回到最初的想象。而逃离,就是在复归的轨迹中,忠诚地兑现往昔下注过的想象。
——《约瑟夫·布罗茨基:闭上眼睛的忠诚》
在伊斯坦布尔的现当代喧嚣中,奥斯曼帝国的教训也好,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罢,历史就像是污秽街道上的流浪汉,在野心家的现实欲望面前,新苏丹的拥趸们信奉“无神论”,不再留意到它鬼魅般的存在。……面对那些在时间方面有着刻度意义的短暂时刻,或许它们更像是冬日的残阳,既给人以浪漫的温暖,也给人以寒冷的现实。它似乎在提醒着我,不该面对残酷的历史,去拥抱过分浪漫的轻浮。杀戮的残酷与浪漫的抒情是如此格格不入,而此刻的我,内心总在浪漫传奇与残酷事实之间摇摆不定,甚至略感羞耻……
——《哈莉黛·埃迪布:历史的车祸现场》
杰夫·戴尔发现,真正的摄影师在面对自己意欲拍摄的对象时会陷入歇斯底里,从而形成内在的流亡形态,因为摄影师所捕捉的未必是杂志所需要的,那么就存在摄影师与安排摄影主题的杂志编辑之间的战争,倘若是按照预先设定进行拍照,那就正如杰夫·戴尔所说,他干的事情不是在摄影,而是在自愿向编辑和杂志卖身为妓:“观察者通过沉浸在毫无限制的观察力把自己悲剧性地卷入其中。”所以,任何时刻,任何事情,都别轻易学会宽恕自己。
——《杰夫·戴尔:“一怒之下”的自我搏斗》
对于世人执迷于共识神话,赫希曼认为“社会变革之前必须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属于混账言论,因为这种共识的幻觉可能会拖延社会的进步,甚至与拒绝改革的反动势力共舞同饮;面对冲突,“先见之明”极有可能是“先见之愚”,因为变革不可预测,未来没有定律,冲突可以让人学会自治,更有助于未来的社会建设。又如改革问题,赫希曼发现,那些口口声声宣称“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或“时机仍未成熟”的政客,事实上并不想推进公共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一旦独裁政权取得一些经济成就,政府就会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更受民众爱戴,可能会变得更强硬、更不愿改弦更张,于是,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变的压力就会下降。”于是,如同复读机一样不断地公开承诺,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时机还不成熟”。最终,国家永远处在转型期,因为时机永远不会成熟。
——《阿尔伯特·赫希曼:拒绝合谋》
米沃什的同窗好友,要么死于纳粹集中营,要么死于苏联劳改营,而公众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却认为只有疯子才会质疑奉天承运的政治口号,还会为异见分子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发出欢呼声。集体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培养出了自己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解读,他们自夸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且运用这一自由来为国家添砖加瓦”。
——《切斯瓦夫·米沃什:朝阳的心灵》
患病并未让他过分地哀叹,但无法再进行良好交流的他,空前地认识到交流的重要性。他认为,语言的丧失会对公共领域的良性运转造成破坏,因为语言交流是我们赖以共同生存的生活方式。“让存在变成思想,思想化作语言,再将语言融入交流”,这些如今力所不及的现实逼迫,让他害怕“会被禁锢在内心思虑所建构的语言文字的景观之中”。
——《托尼·朱特:焦虑的乡愁》
虽然我们天天反对这个主义或鼓吹那个主义,最终不过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对抗另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迷障成为我们思考的误区,以对历史经验的化约态度将相互缠绕和曲折变化的历史进程简化为某种特定原则,诸如顺昌逆亡等,这就导致在政治思考或实践中极其容易滑向主义式或概念化的粗暴思维。这种对历史进程进行概念简化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是自我对知识和心灵的桎梏。
——《迈克尔·欧克肖特:智识的迷障》
让他痛苦的,或许还有人类的语词已经无法承载他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无法言说他所承受的心灵煎熬。当言说无法解释当下,当社会迈入魔幻现实,语词的生命力在社会溃败中变得奄奄一息,根本不足以回应时代。所有写下的语词都将被现实宣判为无效,也都不再具有言说的力量,它们在诞生之时就已宣告了死亡。……在价值崩盘的年代,语言产品已经无法给予世人解药,思想观念已经在现实面前遭受前所未有的凌辱。
——《埃米尔·齐奥朗:失序的年代》
那些让我们有所恐惧的东西,正是我们平日操持的语言,生吞活剥了我们深切的欲望和真实的想法,刻骨的惋惜便零零散散地像满地的碎玻璃撒在我们走过的路上,等待着其他和我们一样的人踩踏而来……吊诡的是,宰割我们灵魂的日常语言反而能够与我们内心深处回荡的声音发生共鸣,这也是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因为,它并非解答了我们的问题,而是让问题越发显得不再有被提出的必要。
——《阿尔贝·加缪:三里屯酒吧的胖女人》
在我看来,较之于药物性吸毒,更可怕的是精神性吸毒,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像纳粹取代魏玛,时代的病人仍旧处在病中,只是换了一种疾病,换了一味药而已。……只是,在当今全球局势下的某些国家,既有着魏玛时代般为了逃避而嗑下致幻的毒药,也有着纳粹时代般为了前进而嗑下亢奋的毒药。在那里,空气中混杂着致幻与亢奋,像雾霾一样吹之不散,一切都尘埃未定,不辨方向。
——《诺曼·奥勒:“精神嗑药”的年代》
每逢乱世,智识分子都会将目光投向国家历史去寻找安慰,或者探索未来道路的方向,尤其是那些并不久远且仍然影响至今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愤怒人群来说,可以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对于忧患群体来说,曾经辉煌的历史也可以用来安慰混乱不安的现实情绪;对于国族主义群体来说,盛世王朝的帝王将相可以用来召唤利维坦的再度降临。智识分子群体以外的普通人亦复如此,只是他们没有发现和归纳这种社会心理而已。……蒙蒂菲奥里所撰写的皇廷历史和铁腕政治,以并不久远的历史痕迹暗合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一如某种隐秘的社会情绪在我们心底缠绕不散:一个枭雄时代的复归。
——《西蒙·蒙蒂菲奥里:枭雄时代的来临》
那些与世纪同行的同时代人,如曼德尔施塔姆等,借助世界文化的深刻眷恋,对文化储备进行提炼和精加工,探索生存的本质,用语词做材料,以诗歌为工具,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文明的孩子”修筑着“时间的隧道”。在一个凶猛下沉的时代里,不管是时代同路人,还是社会异端者,这群人都在努力扛起黑暗的闸门,抵挡冷酷的世纪飓风,在北土寒疆的飓风来临时,埋头做着焊接世纪的历史工程。他们借助“偷来的空气”,讲述着“口齿不清”的话语,制造着“时代的喧嚣”,“黏合两个世纪的椎骨”。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连做个洗碗工都不配》
在静态的照片里,巴贝呈现了一个动态的中国:国人服装的色彩款式,从单调统一逐渐变得绚烂刺眼,甚至略带点违和的杂乱;早期国人的目光会略显呆滞的好奇,四十多年来早已滑向了各自为营的散乱。巴贝的镜头也好,身边的人群也罢,都从好奇与呆滞变成了漠然与渴望。在时代的变化下,国人挣脱了集体主义的束缚,流放到溃散后的冷漠。
——《布鲁诺·巴贝:“另一个中国”》
在没有外力摧毁的情况下,他以追忆着写下矛盾的“再也勾不起任何联想”;世事沧桑流转也没能摧毁那些记忆,但他自身经历了以命换命般的“进化”,一如“从水里爬上陆地”。而后,他又不得不承认“时间一旦遇到记忆,便明白自己毫无权势可言”。时间并不能摧毁记忆,记忆比时间更有力量。尽管时间已经让玛莲娜布满皱纹,再也无法年轻,更无法像当年对他那般傲慢;尽管在 1982 年声称“像从水里爬上陆地”般发生了进化,但刻在脑海里的照片,却让他一度又从陆地走到海边,在“黑暗中,我一边抽烟,一边吸入海浪腐臭的气息”。
——《玛莲娜·巴斯玛诺娃:“最可诅咒的罗曼史”》
在日常生活的循环反复中,我们将仅有的激动献给了朋友圈的诧异或娱乐界的熟瓜,内心如同单向度的条件反射,随时喷发着重复的愤怒辞令或沮丧词章。在现实感缺失和想象力匮乏的城市中,除了日复一日的僵尸生活外,很难寻到一份激动的期待,更难有意犹未尽的交流。这份乏味的单调,总会在不经意间让我们滑向自我的丧失。
——《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疼痛与柔情》
回头来看,《都柏林人》这首“背叛的情歌”是乔伊斯在二十五六岁时的愤怒之书,一个愤怒青年犹如囚徒般困守在“人质之城”。当时的他认定了要逃离都柏林,无论对其个人成长,还是鉴于当时的现实环境,都是合乎情理之事。他高调固执地坚持流亡的生活,不仅为了惩罚自己,也为了惩罚祖国。尽管对爱尔兰和都柏林充满了不信任,但他也时刻难逃对它的迷恋。在这种内心争吵的放逐生涯中,乔伊斯反思到:不管是因经济流亡而寻找面包充饥,还是精神流亡而“寻找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粮食”,“他们终于在孤独与流亡之中学会了热爱祖国”,虽然“祖国对这些人持什么态度”会让他们感到“强烈的愤怒,撕心裂肺”。
——《詹姆斯·乔伊斯:半身不遂的“蛊柏林”》
沉默也好,说话也罢,不唯独大脑的意志,也是嘴巴的意志。不过,嘴巴也有其他用途,比如吃喝呼吸,或者像赫塔·米勒的乡亲们那样,在了解了她所书写的内容之后,朝她狠狠地吐口水。赫塔·米勒说,在词语或话语不足以表达蔑视之情时,口水便成了他们更有力的武器,因为它可以远距离向你所蔑视之人进行喷射,像极了无能之人在无能之际将文字表达改成身体表达。哪怕它无法干掉什么,但至少能像彼得·纳达斯笔下的 1968 年的捷克街头,“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都失灵了”。然而,在狩猎的游戏里,面对口水的人并不会像匈牙利士兵那样,“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
——《赫塔·米勒:让雨刮失灵的口水》
我们不得不确信着这样一种事实:“未能发生的事实之关系,就和已发生的事实之关系一样重要。”不仅对于相遇之后的生命过错或岁月玩笑而言,甚至对于我们自身的生活状态或现实社会而言,要“允许发生的一切无关紧要”,更“应关注未发生过的事实”。那些被非正常所废黜的事情,那些如同遭遇飞来横祸的无辜消亡,或许才是我们真正的秘密所在。除此之外,一切不过是序幕或终章,那些未能得手或尚未存在的故事或许才是真正的可能性之所在。
——《吉奥乔·阿甘本:未能发生的事实》
五十年后,米奇尼克在监狱里将托马斯·曼的脏词谩骂称为“开骂是这个所有德国作家中最德国的作家对其民族表达忠诚的方式”:当普罗大众屈从于恐怖与暴力,失去了辨别善恶正谬的能力时,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辨别现实轮廓和在前后关系中把握事物的基本力量”时,这样的社会并不存在对话的可能,“因为对话从本性上来说是自由人的特权”。“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骗的盲目,导致合理劝说的无用”,在这个时候选择谩骂并不掉价,反而值得珍视。“冲破自我迷恋的内在秩序,需要一种尖锐辛辣的叫喊和粗鄙的措辞。”在米奇尼克看来,开骂成了一种象征,它宣示着现实已不存在与极权妥协的余地,因为妥协仅仅在清晰地划分理解范围之后才有可能,而现实更需要的是清醒且明亮的白日之光。当现实击碎旧时的秩序时,便已不能再用旧时的根基去谈论现实,更不能用过去的水位预测洪灾的来临。
当现实侵扰日常时,措手不及往往只是开始,无数个体在无数次妥协之后,生活便成了行刑前的等待,甚至与狱卒共舞的刽子手们也会迎来将自己绑缚上刑的运气。妥协或许可以换来短暂的岁月静好,但那种生活节奏的本质亦如茨威格所言,日常生活本身已经兵荒马乱,“在等待中,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命运被世界大事左右……连向前还是向后走几步的自由,都要取决于这巨大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实体……”
——《托马斯·曼与茨威格:谩骂或坦白》
他谈论着外省精神的沦陷,我应和着“礼失求诸野”的传统断裂……中国历史的外省精神,偏远闭塞之地往往能够出现惊世大儒,通过阅读和思维的修炼,能够推算出从未在场的外面世界历史进程和政治走向,较之于在场者的认知,他们因为疏离而更具旁观者的清醒。只是,当实用主义取代了历史价值,对中心文化不辨是非的歆羡和复制,摧毁了非中心地带本可存在的先锋意识和独立意志。外省精神早已不复存在,不仅是被裹挟的,也是被催眠的,强烈而主动。
——《江城孤影:被催眠的时代》
正如加缪所说的那样,时代的严密逻辑掩盖了生命的独特性,意欲寻求生命意义的人,很容易成为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在社会生活中是难以获得平静的,注定要过一种不平静的生活。长期的不安、停滞与循环往复,培育着沉沉的睡意,不再去回应真正让我们焦虑不安的时代背景,每个人都试图逃离到心安理得的自我之中。
——《洪都斯坦:负罪的羞耻》
沉默会影响生活,内心也逐渐滋长着铁锈。我们不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还会因此对生活感到无能为力,逐渐拿自己也没有办法似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规训,正在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内心。生活不再激动人心,内心也难有波澜起伏,话语也变成了自己与自己互搏之下的沉默。或许,我们这一代人,也会在晚年像布罗茨基那般,斩钉截铁地说出:“我惋惜我的青春。”
时间流逝,发量变稀,而我们都成了逃跑家:从一个地方逃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份心态逃离到另一份心态,从一个人身边逃离到另一个人身边,从一个自我逃离到另一个自我。有谁能够否认,你我难道不也正在经历某种生活的流亡?只是,在交通尚未如此便捷的年代里,茨威格们还能实现地理上的流亡;如今,虽有朝发夕至的现代便捷,但更多的是终日进行着精神上的流亡……
——后记《内心“长草”的年代》
【作者简介】
萧轶,青年学者,文化批评家,常年以书评混迹媒体。先后担任《单读》《新京报》文化编辑、《燕京书评》主编。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中文网、《东方历史评论》、《经济观察报》、《单读》、《上海书评》等。
【内容简介】
当日常生活陷入精神瘫痪之际,青年学者萧轶借助三十位世界级作家学人的精神史,在生活与时代的张力之间,重寻现实感与想象力,在冷峻克制的自我反思中,为日常密谋生活的方法论,为内心打磨情感的指南针。三十位作家学人的精神考古,仿佛日常的遥远交心,在思想与生活之间搭建隐秘桥梁,若隐若现地呈现时代真相。
全书特别采取「公私结合」的双体结构,私人叙事与正文之间构成文本互补,形成公共面孔(正文)与私人叙事(补案)的双重形态。作者特别给每篇正文撰写了一篇独立文章,或媒体经验的私人札记,或公共知识分子的交往趣事,或文章背后的回忆闪念,或写作思考的灵感来源……它们记录着文章背后的写作故事,回溯思想如何从日常出发,再借助阅读的记忆,处理内心的困惑。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隐藏着最真实的思考,它们经由人物的生平与思想,擦亮自身的生活反思,形成独特的思想感知,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
从宏阔的历史叙事到隐秘的个人创伤,从社会症候的冷静诊断到文学风格的敏锐捕捉,萧轶犹如一位词语窄门的苦行僧,以智识分子的精神史为经纬,重寻日常麻痹的生活痛感。他用解剖学式的阅读姿态,给现代生活的精神废墟重燃冷艳的磷火;用审视自我的智识行动,为现代青年的荒芜内心寻找自由的空气。
【名家推荐】
萧轶是一位当代炼金术士,他把自己钟意的那些思想语言大师,打造成一个个小金人,收藏在他的书页里。他高度密集的词语之林,释放了巨大的均衡而安静的力量,但正是在这下面,涌动着几近爆裂的不安。——崔卫平
这是一本才华横溢的书,作者讲述了许多外国诗人、小说家和思想者,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但它不是一部书评,而是一部散文,作者通过对书与人的断想,将自己融入到阅读对象之中,在精神世界里徜徉。尤其是他那诗一般的文字,简洁明快,充满张力,给读者带来智性与审美的愉悦。——景凯旋
萧轶阅读广阔却非漫无边际,他通过阅读回应自己的精神困惑。当同龄人忙着“内卷”时,萧轶在外省过着内省生活,看花看云,读书读世。这不是浪漫化的生活,这是“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冒险生活”,需要付出并不亚于“内卷”的代价,却无任何可被想象的世俗前景。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是绝处可能逢生的路。这本书就是一段绝处逢生的精神历程。——王晓渔
【目录】
自序 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
居伊·德波忠于自我先于一切
威廉·夏伊勒逃离与归来
苏珊·桑塔格激辩的红唇
谢默斯·希尼抽筋的时代
伊塔洛·卡尔维诺优雅的反智
乔治·斯坦纳语词的见证
维克多·克莱普勒语言的反噬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索多玛城的末日癫狂
莉迪亚·戴维斯记忆的作弊
奥尔罕·帕慕克野狗的呼愁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疏离的幻象
约瑟夫·布罗茨基闭上眼睛的忠诚
哈莉黛·埃迪布历史的车祸现场
杰夫·戴尔“一怒之下”的自我搏斗
阿尔伯特·赫希曼拒绝合谋
切斯瓦夫·米沃什朝阳的心灵
托尼·朱特焦虑的乡愁
迈克尔·欧克肖特智识的迷障
埃米尔·齐奥朗失序的年代
阿尔贝·加缪三里屯酒吧的胖女人
诺曼·奥勒“精神嗑药”的年代
西蒙·蒙蒂菲奥里枭雄时代的来临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连做个洗碗工都不配
布鲁诺·巴贝“另一个中国”
玛莲娜·巴斯玛诺娃“最可诅咒的罗曼史”
维·苏·奈保尔疼痛与柔情
詹姆斯·乔伊斯半身不遂的“蛊柏林”
赫塔·米勒让雨刮失灵的口水
吉奥乔·阿甘本未能发生的事实
托马斯·曼与茨威格漫骂或坦白
附录一江城孤影:被催眠的时代
附录二洪都斯坦:负罪的羞耻
后记内心“长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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