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1939年9月的一天，法国哲学家萨特接到参军通知，到南西的军营报到，加入到那些同他一样接到通知的陌生人中间。他后来回忆，那一刻他忽然理解到自己是一个社会存在物。

在此之前，萨特以《存在与虚无》奠定哲学地位，潜心于个人主义的存在论建构。但从那一天起，他开始转向。二战结束后，他创办《现代》杂志，猛烈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号召作家们履行作为人的责任，通过写作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做出回答。

萨特的转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事件，很多知识分子都有类似的转向。它触及一个根本问题：知识分子应当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

这个问题，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01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基本底色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今天已经被用得太滥了。谁算是知识分子？大专以上学历算不算？发表了学术论文算不算？在一个大学扩招、知识普及的时代，仅凭“有知识”来定义知识分子，显然已经不够了。

真正的知识分子，要具备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过硬的专业知识或成就。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门面，而是立足的根基。没有真学问，所谓的批判不过是街头议论，缺乏深度与说服力。萨特的哲学，伏尔泰的历史与哲学著作，罗素的逻辑与数学成就，梁启超的史学与经学研究，等等。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声音之所以有分量，首先因为他们有真本事。

第二，不把眼光局限在某一专业学科上。一个物理学家只研究物理，一个史学家只钻研史实，他们当然是学者，是专家，是专业人才。但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必须关注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价值观念，深度介入时局。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还要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追求。专业是他们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第三，不满现状，对社会现状持批判态度。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许倬云先生说得直白：“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批判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设。但前提是，你必须有勇气指出那个“一分的丑”，哪怕这个社会有九十九分的美。

第四，批判建立在强烈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之上。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不是逞口舌之快，不是哗众取宠。它来自一个人对社会、对时代的深切关怀，来自一种无法坐视不公的良知。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他看到冤屈就不能沉默。

第五，独立思想，理性思考。不依附于任何权力，不盲从于任何潮流。以理性为武器，讲道理，重逻辑，而不是情绪化、偏激化。德国哲学家康德为知识分子定过一个标准，即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这五个特征，是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基本底色。

02

影响的普遍性

批判型知识分子向谁说话？

一言以蔽之：向国民说话。

这个表述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公众，是整个社会，而不是权力机构或利益集团。第二层，“向”国民说话，不是“替”国民说话。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平等的对话与沟通。许倬云先生谈到“降维启蒙”，说的就是知识分子要与大众平等交流，而不是俯瞰众生。

孔子说 “士志于道”，曾子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国传统士人的 “弘道” 精神，与现代批判型知识分子一脉相承。

梁启超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丧失了直接参与朝廷改革的机会。但他没有就此沉寂。他把全部精力转向了一个方向：开启民智。早在变法之初，他就把“开民智”看作国家自强的“第一义”。到了日本之后，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大量政论文章，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批判封建思想，抨击当政的守旧派。

梁启超提出一个核心命题：“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因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在他看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不是在书斋里空谈主义，而是以笔为旗，向国民说话。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影响了一代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很少有谁能像他那样，把深奥的政治哲学转化为普通读书人可以理解的语言。

这正是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能力：把专业思考转化为公共话语，让理性之光穿透壁垒，照进普通人的头脑。

03

理性代言人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批判，是理性的批判，而不是情绪的宣泄。

什么叫理性的批判？罗素给出了一个精辟的定义：“理性有极其清楚而准确的含义，即选择对的手段来实现你希望实现的某个目的。”理性不决定目的，目的是由价值观念和道德感来确定的。理性决定的是如何用最有效、最合理的方式去实现那个目的。

很多人误解了批判型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只是在发泄不满。这恰恰是对知识分子的矮化。真正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的，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而不是意气用事的。

以胡适为例。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还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这些话听起来刺耳，但胡适不是在否定理论的重要性。他的批评对象是那些空谈主义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他提倡的是一种基于事实、基于证据的理性思考方式：先研究问题的多个方面和种种事实，提出各种解决方法，再从中找出较好的方案。这就是他后来概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

胡适不是不要主义，而是不要教条主义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他的批判，是理性主义的批判，是建设性的批判。

04

良知至上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批判，还必须有道德的根基。

这个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深刻的责任感——对真理的责任，对正义的责任，对弱者的责任。

法国作家左拉是这方面的典范。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遭革职并流放。法国军事法庭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这是一个冤案，一个制度性的不公。

左拉挺身而出。他在《震旦报》上发表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为德雷福斯申冤。这篇檄文被普遍认为是划时代的文献，标志着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左拉因此被判刑和罚款，被迫逃往英国。但他没有退缩。

《我控诉》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一篇写得漂亮的文章，而在于它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正义的坚守。左拉说：“我只有一个目的……”他没有说出那个目的，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追求的是真相，是公道，是良知。

法国作家雨果也是这样的人。拿破仑三世当皇帝后实行专制统治，雨果不仅公开抨击他，还参加了武力推翻他的暴动。暴动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流亡期间，他写出《悲惨世界》，批判专制社会如何让法律成为维护特权的工具，宗教沦为麻痹民众的鸦片，教育成为阶级再生产的机器。这种全方位的批判，使《悲惨世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获得了永恒的思想价值。

道德感不是空洞的善意，而是面对不公时选择不沉默的勇气。批判型知识分子之所以敢说真话，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勇敢（当然，他们往往确实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良知不允许他们沉默。

05

人皆可成批判型知识分子

批判型知识分子来自各个领域。学者、新闻记者、小说家、诗人、艺术家，都有成为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可能。

法国的“公共作家”传统就是明证。从伏尔泰到雨果，从左拉到萨特，法国作家始终将文学创作与社会介入紧密结合。伏尔泰高举理性的旗帜，揭露宗教蒙昧主义，批判君主专制。雨果以小说为武器，抨击专制统治。左拉以公开信为武器，为冤屈者申辩。萨特以哲学和文学为武器，介入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

伏尔泰的批判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不仅批判天主教会，认为“基督教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的基础上的”-，而且积极参与现实斗争，为遭受迫害的新教徒平反昭雪。他始终相信精神是自由的，始终与愚昧、宗教、神权专制对抗。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理性的批判可以改变社会。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则是另一个维度的例子。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没有沉浸在个人荣誉中，而是将目光投向日本的社会政治现实。2004年6月，大江健三郎和哲学家梅原猛等9名著名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九条之会”，捍卫宪法第九条（和平宪法），反对修宪。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持续开展活动。

大江健三郎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他的评论大多从社会现实出发，思考个人与国家、世界命运的关系。他的批判尤其关注广岛核爆受害者、冲绳问题中的弱势群体。他用诺贝尔奖得主的影响力，向日本国民说话。他不是在书斋里写作，而是在社会中行动。

雨果对伏尔泰的评价，恰是对所有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写照：“你发出痛恨的呼喊，它是你的永恒的荣誉！你反驳暴君和恶魔，这是人类的事业。”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或许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内核却高度一致，始终以知识为根基，以良知为指引，以批判为使命。

06

在批判中建设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一切？

当然不是。

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批判，是理性的、建设性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好。

梁启超的“新民说”，核心不是批判中国的落后，而是提出“作新民”的方案。他的理念是：不依凭于想象与感性，而是着力于理性的塑造。他批判中国旧学及专制制度，但同时也竭力介绍西方新学说，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具体路径。

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但他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提出了构建中国现代国民性的初步设想——“立人”。他批判的是中国传统的国民性，要建构的是现代国民性。

胡适反对空谈主义，但他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的替代方案：一个一个研究解决具体的问题，一点一滴改进中国社会。这不是消极的回避，而是积极的务实。

批判型知识分子不是“只批判，不建设”。恰恰相反，批判本身就是建设的一部分。没有对现状的清醒认识，就不可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07

批判之路无止境

今天的时代，还需要批判型知识分子吗？

答案不言自明。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需要批判的声音。批判不是破坏，而是对社会的爱护——只有真正在乎这个社会的人，才会为它的不足而焦虑、而发言、而争鸣。没有批判，社会就会静止，思想就会停滞。

但批判型知识分子在今天面临新的挑战。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一个人想要“通识”，越来越难。与此同时，公共言说的空间和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传播、情绪化表达，对理性的公共对话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代，越需要有人坚持理性的声音。越是在信息过载、噪音泛滥的环境中，越需要有人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讲得有分量。

批判型知识分子要做的事，与一百年前、两百年前并无本质区别，都需要以理性精神为指引，向国民说话。这不是高高在上的训导，而是平等的沟通与对话；不是情绪化的发泄，而是有理有据的分析；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开启民智。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也是一条必须有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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