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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什么大周期（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社会最终走向崩溃）会存在？
传统农业社会在经历了汉代和唐宋两个小高峰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走向封闭和禁锢，呈现一种往下走的趋势；思想界也停止了进一步深入的新的探索。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动被打开，传统社会在接受西方冲击之下，才开始走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社会。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大周期？这个大周期的出现，也意味着传统的农业社会本身是没有办法自发走向现代化的。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大的周期波动，国门被打开，中国社会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走向现代化。
1900年前后是传统社会走到最谷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又处在一个新的大周期的过程当中。每一次中国走到低谷之后，再起来都会比前面达到更高的高峰，我相信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未来。
为什么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不能自动走向现代化？这个大周期为什么有它的必然性？
“以皇权为中心”的
国家组织的管理瓶颈
第一，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组织存在管理瓶颈。
一、大周期的发生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局部上有修补，一个朝代过去以后，下一个朝代会在前面朝代的基础上，对一些制度做出修补和完善。
比如，朱元璋是个典型的例子，也差不多是个集大成者，总结了之前所有朝代的经验，无论是东宫制度、后宫制度、宦官制度、军事制度，还是地方行政，都做了大量研究，为明朝设计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为了保证皇权能够持续延续。
因为把“保证皇权的持续延续”作为核心目的，也就注定了一个朝代不可能做到永久延续，因为这是一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违背人性的设置。
因此，传统中国的整体发展趋势，虽然朝代之间存在局部修补，整体上实际上是在逐渐变坏的，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
①皇权与政权
比如，皇权和政权的关系。
因为皇权把国家私有化，追求家族的长治久安，所以就会从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相权跟皇权的分权共治”，慢慢走向“皇权越来越集中、越来越专制”。
在专制的过程当中，就会引发内戚和宦官掌权的问题。
②中央与地方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如此。
汉朝刚开始的时候，上下还是比较通畅的，各个地方的儒生都有机会到朝廷做官，“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官员是在基层一点点培养上去的。
到了后期，中央和地方就逐渐割裂了。中央开始越来越集权，政权在上层和中层之间出现断裂，中层和基层之间也开始断裂，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弱。
为了保证皇权不被分化，避免国家内部出现分裂，对地方权力采用各种制衡，地方的权力就被拆得越来越散。
所以从历史来看，一个朝代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追求集权的，采用郡县两级制。
到了唐朝开始出现到了“道”“路”这样的单位，类似于现在的“省”的概念。元朝之后，出现了行省制度，在郡县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层级。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希望尽量只有两级，把每一个郡、县划得很小，结构更扁平，中央才更容易集权。
到了后期，人口越来越增长，管理越来越复杂，扁平的结构下，中央管不过来，才只好在中间增加层级，于是才有了道、路、行省、省这些设置的出现。
在地方政权的安排上，不断地拆分权力。
比如说到了明朝，就把地方政权拆成布政司、都指挥司和按察司，把行政、军事和司法权力做拆分，不让一个地方出现纵览全局的“主帅”，就是为了避免地方对中央形成博弈和威胁。
这种做法的一个结果，就会造成机构越来越臃肿，官员越来越多。本来一个人就能管的事，被拆成了三个人，权力分散，责任分散，层级也逐渐越来越多。
官吏的流品也开始分化，有些官永远停留在最基层，没有办法再往上升，没有了更高追求的时候，就开始追求利益，于是地方政治就变得越来越污浊，慢慢就有了所谓“清流”和“浊流”之分。
在早期的政治当中，比如汉代、唐代的时候，其实很少听到有“清流”的概念。到了明清时期，“清流”这个概念就已经很普遍了。正是因为一个一个因素叠加起来，使得地方政治越来越弱。
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讲，基层才是整个社会统治的基础，社会最基层的官吏负责维护整个基层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税收也来源于基层。
但皇权专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地方政治却越来越坏。
③文官制度
还有文官制度。
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再到隋唐开始的科举，选官制度似乎是在一步一步改善的。
但考察具体的制度会发现，汉朝推行察举制的时候，官僚体系当中，对于官员的选拔、培养、试用、考评、退休，是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包括试用制度、考评制度等，包括退休之后还有返聘的制度安排，相对比较完整。中央建立了太学，地方也拥有人事权。
到了唐朝的时候，虽然有了科举，贵族子弟已经占了太学名额的大概三分之一，政治跟社会之间开始分化。干部大多是在地方培养，人事权却越来越集中在中央。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就开始考八股了，教育也走向衰败。清朝时期，中央通过翰林院来培养大官，中基层的官员很多就只能靠运气、靠依附权力而获得晋升。
尤其是到了后期，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政府缺钱，就开始卖官鬻爵。这样的情况就加剧了地方政治的恶化和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
教育最发达是在宋朝。宋朝的教育已经普及到社会中下层了。但是到了元、明、清之后，地方的太学、书院这些，又逐渐被废弃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书院，都是宋代建的。
明清时期，地方教育基本上就变成各个家族和大家庭的私塾，就已经不是官方教育了，教育走向衰落。
一个社会，当它的机制越来越腐败，或者说制度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才的成活率、成长率也就开始出现问题。所以，文官制度也在变坏。
二、大一统封闭系统的内外部冲击
逐渐走向封闭的大一统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面临着持续的内外部冲击。
一方面，社会人口在增长。到了清朝时期，人口已经有四个多亿，生产力也一直在发展。虽然我们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力，但手工业（包括铁器、水利工程、农耕技术等等）也在持续发展。
在宋朝时期，包括明朝后期，商业都已经有很大的发展。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会改善农业生产，使社会的经济水平整体上得到提高。
还有跟外部之间的交互。
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有了陆上丝绸之路，后来又有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丝绸之路都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实际上，中西方的交互就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
到了明朝时期，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开始改变中国很多财政制度。
我们再看西方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中国宋朝时期活字印刷术的传入。
活字印刷传到欧洲之后，因为印刷的便利，使各种文本、文字的流传更加方便，促进了那边文化的传播和繁荣。
另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用的航海技术，是以指南针为基础的。
西方近代热兵器时代的开启，也是以火药的应用为前提的，而最早的火药是中国发明的。
所以，中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都是在的。尽管那个时期交通不便、通讯不便，中西方在空间上是隔离的，但因为商业贸易、文化往来，也在持续发生互相影响和互相冲击。
我们在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中逐渐往这个方向行进，只是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大一统农业社会，最后是以一种被迫打开国门的方式来走进现代社会的。
唐宋高峰后渐渐走向封闭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十四到十七世纪，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十七世纪，欧洲国家陆续进入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从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再到启蒙运动，它是一步接着一步发生的。
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大航海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殖民。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是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的建立，美国的成立实际上是英国清教徒在北美大陆的社会实践。
中国在唐宋时期，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
唐朝的时候，长安已经是接近100万人口的城市了，洛阳也差不多的，长安是当时全球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有“万国来朝”的景象。唐朝官方画家阎立本的作品“步辇图”，画的就是唐太宗接受各国使团朝见的情景。
北宋时期，汴梁和临安也都是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临安在南宋时期已经接近150万人口。
而且北宋时期，其实商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已经远远超过农业税了。北宋初期，商税占财政收入大约是百分之三十；到了南宋，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南宋偏居在中国的南部，所控制的面积比较小，跟西北之间也隔断了。宋朝的时候主要是靠海上丝绸之路跟外部发生贸易往来，经济依然是很繁荣。
宋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仁宗时期出现的。
与此同时，宋朝还出现了君臣共治的局面。
宋代是最尊重士大夫的，主张“刑不上大夫”。像朱熹这样的人，即便在朝廷的党争中失败了，仍然可以回到家乡，继续教书办学、教化天下。
宋代的读书人即便遭遇迫害，多数情况也是因党争所致。比如，新一任宰相上台时，往往会打压前一任所倚重的那批知识分子，皇帝反而常常站在保护知识分子的一边。
正因为如此，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即便在党争中失败，大多也都能安然落地，回到家乡继续教书、办书院。
那个时期书院发达，教育非常普及，已经深入到社会的中下层。所以在宋代，才会出现像范仲淹这样的寒门士大夫。因为那个时候，出身并不显赫的人也读得起书了，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宋朝时期士农工商之间的阶层也开始逐渐打通，士（读书人）被视为“四民之首”，士农工商之间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严格区分。
相比而言，往前看回唐代，前两年上演过一部影片《长安三万里》，其中就提到李白因为是商人之子，不能参加科举。到了宋代，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你既可以做官，也可以经商。
宋代其实是一个社会相当开放、相当发达的时代，无论在教育还是科技方面。
唐宋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我们看过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画中的虢国夫人在长安城中，可以骑着马在街市上自由行走。到了宋代，女性同样可以经商，活跃在社会生活当中。所以，唐宋时期的社会总体上是比较开放的，文化艺术也都很发达。
“传统”很难自发走向“现代化”
宋代之后，社会才逐渐走向禁锢。
整个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宋以后越来越偏向于经学考据，一方面不断在经典上做文章，另一方面到清朝时彻底走向了考据学。
儒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陷入到“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论之中：一边是朱熹的理学，一边是王阳明的心学，两者之间不断辩论，究竟哪一派更符合经典。要么就在两派之间来回拉扯，要么就退回到经学考据，用版本、字句去证明哪一方才是“最符合正统”的。
逐渐走向封闭的农业社会，很难自发走向现代化。
首先，皇权为中心的家族传承，本身违背人性的自然规律。
为了维护皇家的家族传承，自然就会出现一套对抗人性的制度设计。
比如，为了避免外戚干政，就会在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设置各种防范，结果往往演变为父子、母子、兄弟相残。
对抗人性的制度必然会激发人性当中的博弈与冲突，并一步步导致制度扭曲，直到最终崩溃。
其次，在我们这种以“常识理性”和“以‘和’为最高精神”的伦理之下，个人的理性、科学精神以及个性的充分发挥，都会受到一定限制，这是必然的。
很多事情本来就是一体两面。
一方面，我们强调“以和为贵”，强调人之常情、合乎常理。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文化之下，社会是以乡村而不是城市为中心，培养出来的广大民众，更多是“臣民”，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他们往往会缺乏以自我为主体的独立思想，也缺乏一套群体共同认可的、关于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天然标准，更容易呈现出一种社会从众的倾向。
所以在中国社会里，总是特别讲究“情、理、法”，讲究常识，讲究人之常情。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要想真正充分发挥独立的个人理性、如实客观的科学精神，以及让个性充分展开、释放去创新，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更习惯的是从众、求和谐，更习惯做一个“听话”的人。
再者，传统伦理文化有它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造成禁锢的一面。尤其当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封闭时，那些不太好的一面就会被更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结果就是，科学技术很难在市场规则下得到充分发展与应用。
虽然我们有四大发明，虽然在古代中国，科学的发明和创造一直都在不断涌现。
西方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叫“李约瑟之问”：为什么早期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发明都出现在中国，但工业革命却最早发生在西方？
学者们的解释是，因为在中国，科学技术和商业发展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管理和文化伦理的，它们被视为工具和方法，所以很难在此基础上孕育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科学技术无法真正基于资本逻辑、商业化、市场化的机制而被大规模应用来创造财富。
于是，我们虽然拥有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也最早产生在中国，但它们却难以在商业化层面得到充分应用，也难以通过市场化放大，从而进一步应用在管理领域，去放大组织的效率。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里提到一个概念，叫“数目字管理”。他说，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很难真正提高效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实现“数目字管理”。
什么叫“数目字管理”？
其实就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组织管理之后，经济和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量化，用数字来计量和呈现。于是整个国家和组织就可以通过数字来进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信息流动，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但在传统社会当中，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把技术真正应用到管理上、应用到社会治理当中。
最后，在传统社会中，皇帝是“天理”的代表，是“天道”的代表，是通过“天人感应”来治理天下的。
皇帝被视为既代表天下百姓，又代表国家、代表“天”，来管理百姓。
Q：那么，这种“天理”和“天道”究竟如何感应、如何体现？
其实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回答清楚。
什么是“天理”和“天道”？
“天人感应”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体现？
又如何避免沦为一种形式，取代了真正的实质？
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到了后期，就是形式一点点取代了实质。皇帝会定期举行郊祀、封禅大典等各种仪式，通过这些仪式来宣示自己是“天”的代表。
但实际上，皇帝究竟是不是在代表天理？究竟是不是在代表民众和民心？这很难说清。如果不能真正代表，那又怎么办？
宋代知识分子在讨论儒家道统问题时提出，只有“圣贤居天子之位”，才能真正延续道统。可问题是，这样的理想该如何实现？
因为天子并不必然就是圣贤，也不必然具备圣贤所需要的条件。真正的圣贤，又未必能走到天子的位置上去。
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在讨论，一直在寻求方案、不断实践，但直到今天，仍然需要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继续去思考、去回答。
正因为传统社会没有办法自动走向现代化，最后只好被动地走到国门被打开的那一天。
被动打开国门后的
“新大一统”与“现代化”
从汉朝通西域之后，中国和西方之间就一直在互动。
在中世纪的时候，中东地区和欧洲之间也有着频繁的互动，十字军东征就是从西罗马帝国一直打到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再到更东边的耶路撒冷地区。
所谓“中东”，其实是按照西方人的地理视角来划分的，他们把西亚的区域叫“中东”，把我们这边叫“远东”。在我们的概念当中，他们所说的“中东”，大概就是今天的西亚一带，和欧洲大陆是直接连通的。
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和十字军东征有关。十字军东征的直接目标，是要夺回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共同尊崇的圣地。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在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体制。
欧洲文明有两个基础，一是基督教传统，二是来自古希腊的认知理性与城邦文明。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古希腊文明就淹没在了基督教文明当中。
十字军东征打到中东、中亚地区时，正好遇上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在公元八世纪左右，曾经有过长达一百年的“翻译运动”，大量翻译和保存了古希腊文明的成果。
后来，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这些被伊斯兰世界保存下来的古希腊文明成果，又逐渐被带回欧洲，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东西方一直在互相深度影响。
等到欧洲走到十七世纪的时候，他们开始陆续出现民族主义国家。美国建国是在十八世纪。可以说，美国的诞生，是在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次社会实践。
宗教改革催生了新教，尤其是其中比较激进的清教派。清教徒伴随着殖民运动，来到北美，在那里建立起一整套以他们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成为后来美国建国的重要土壤。
早在元朝时期，大约公元1299年前后，《马可波罗游记》传回西方，就已经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兴趣。
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一共七次远航。之后朝廷很快又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国门一次次被关上，社会逐渐走向封闭。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国门才被被动打开。
传统中国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先是在自身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将很多技术和观念传到西方；
西方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巨大发展，又反过来将这些成果带回中国，倒逼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工业化。
大致是这么一个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们国门被打开，开始迈向现代社会，“大一统”的社会架构却始终未变。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道统，一直在发展进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它。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长江文化讲习堂，作者：李书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转载仅供学习交流，图文如有侵权，请来函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