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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唾骂声中郁郁而终。然而这位“洪宪皇帝”虽死，被他借重的孔圣人却依旧端坐神坛，承受着各式各样的膜拜。
同年9月，康有为在《申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言辞恳切地请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这位曾经的维新领袖，此时却执着于将两千年前的教条塞进共和国的根本大法。
消息传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很快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驳斥。陈独秀不仅反对复辟帝制，而且深入揭示了“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共和的招牌，帝制的灵魂
时间拨回到民国四年。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近乎荒诞的政治闹剧。袁世凯的“筹安会”紧锣密鼓地制造“民意”，而一群拖着辫子的遗老遗少，则忙着给这位新皇帝寻找合法性依据。
奇怪吗？明明推翻了皇帝，为什么还有人敢做皇帝梦？
陈独秀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痛切地指出，民国虽然挂了共和的招牌，但绝大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文明制度的影子，连影儿也没有。于是，“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
这可谓一针见血。政体可以一夜之间从君主变成共和，但人心呢？那些沉淀了千年的纲常伦理，那些深入骨髓的尊卑观念，真能随着一道诏书就烟消云散？
袁世凯或许不懂这个道理，他眼里只有权力；康有为或许也不懂，或者说他懂了，却选择了另一种执着。
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赫然写着：“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陈独秀愤怒地质问：“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
这话说得够狠，却也够清醒。
孔教沦为专制护符
陈独秀反孔，但他并非一开始就反孔。
翻阅《陈独秀文集》，他曾在与吴虞等人的通信中坦言：“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他甚至承认孔学自有优点，常“服膺”于心。
在《再论孔教问题》中，他明确区分：“孔子是孔子，孔教是孔教。”孔子的原始思想，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之道，本是先秦诸子的智慧结晶。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孔子的历史地位，而在于孔子的“现实用途”。
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一文中，将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他目睹的是这样一幅图景：袁世凯要称帝，先下尊孔令；张勋要复辟，又打着孔圣人的旗号。孔教会那班人，今天上书总统，明天请愿国会，口口声声“定孔教为国教”。
他不由得反问：为什么每一次帝制复辟，都要请出这位已经死了两千多年的老人？
答案或许就在他反复剖析的那几个字里——三纲五常。
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陈独秀将三纲定性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而其根本精神，无非“阶级制度”四字。别尊卑、明贵贱，这套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恰与近世西洋自由、平等、独立的学说“极端相反”。
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尖锐指出：“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先秦儒家的“君君臣臣”本是双向约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到了帝制时代，董仲舒将其曲解为“君为臣纲”，韩非的法家思想趁机渗透，把“忠”变成了单向的臣服。鲍鹏山在《孔子传》中也证实：“‘三纲’并非孔子所言，而是汉代纬书《含文嘉》提出，与法家的奴隶道德一脉相承。”
于是问题来了：民国宪法明明采用的是欧洲制度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却要在同一部宪法里塞进一个讲“别尊卑、明贵贱”的孔教。陈独秀问道：“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既然如此，宪法与孔教，如何并存？
这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基本点的逻辑问题。共和讲平等，孔教讲尊卑，两者“存其一必废其一”。
如果说孔教与帝制的因缘还只是制度层面的纠缠，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它对人心灵的塑造。
1914年，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一出，舆论哗然，有人甚至指责他“不知爱国”。
他说，国人向来是有“爱国心”的，但这种爱国，骨子里是“忠君爱国”。古人把国家等同于社稷，爱国就等于忠君。皇帝没了，国家还在，但人们突然发现，不知该爱谁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传统儒家伦理中，国家与君主是二位一体的。君即国，国即君。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这种观念延续两千年，质疑声始终被当成异端。
然而共和来了，君主没了，忠的对象消失了，爱却不知如何安放。
陈独秀批评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爱国心”，却缺少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什么叫做自觉心？就是明白国家不是皇帝的私产，而是国民的公产；爱国不是效忠某个人，而是捍卫一种共同的制度、共同的价值。
他在《一九一六年》中告诫青年，要抛弃“奴性”的忠君思想，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因为“国家”这个新事物，需要的不是臣民，而是公民。
这番话在当时说得有些超前，人们简直不敢想象。如今看来，没有自觉心的爱国，与当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狂热有何区别？崇拜取代了思考，盲从遮蔽了理性，终究不过是换了名目的旧梦。
陈独秀反孔，激进的姿态令人侧目。他主张“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这话放到今天，怕是要被骂成“文化虚无主义”。
但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并非对传统一概否定。他在与俞颂华的通信中，反复申明自己批孔的理由。他不是不知道春秋时代的孔子与后世被利用的孔子并非一人，但他更清楚，那块“孔丘的招牌”既然被挂了两千年，就不能只怪挂招牌的人，而不问招牌本身为何如此好用。
李大钊后来有一段话，可以为陈独秀作注脚：“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陈独秀亦然。他真正痛恨的，不是那个“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而是被历代帝王粉饰装扮、用来禁锢思想的“孔家店”。
他甚至提醒人们注意，先秦诸子各有优长。阴阳家的历象、法家的法治、名家的辨名实、墨家的兼爱节葬，都是“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学术思想一旦定于一尊，无论被尊的是谁，结果都是“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
这话说得何其透彻！拆庙不是目的，塑人才是。砸碎那尊被神化的偶像，是为了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能自由地思想、独立地站立。
正如贺麟先生所言：“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实际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其功绩远超过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的提倡。” 陈独秀要打破的，是思想专制的枷锁，让国人从 “奴隶道德” 中觉醒。
1920年代以后，尊孔的声音逐渐衰落，孔教入宪的闹剧也再无下文。孔子终于从“素王”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回到他本来的位置：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先秦诸子中的一员。
这是陈独秀那代人的功劳，也是历史的进步。
当然，今天我们谈论传统文化，可以有更多的温情与敬意。不必像陈独秀那样激烈，也不必像康有为那样执着。但有一点，陈独秀说对了：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被权力绑架，沦为统治的工具，就必然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力，变成“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
孔教与帝制的因缘，终于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被斩断。而斩断之后，孔子才真正回到了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那一代人的激烈，正是为了让文化回归文化，让思想回归思想。他们砸碎的不是孔子，而是加在孔子身上的枷锁。他们批判的不是传统，而是传统中那些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沉渣。
当千年圣师走下神坛，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阳光下独立思考、自由呼吸，那才是对孔子最好的尊重，也是对历史最负责任的态度。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作者：东河长流。转载仅供学习交流，图文如有侵权，请来函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