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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35次发布时间 : 2026-03-04孙立平:为什么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革命

别误会,我说的不是AI。我说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但这一百多年前的事情,对即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我们非常有启示。


三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只有第二次影响最大?


《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中,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依次是:


第一次工业革命(1770-1840年,持续影响至1900年):过渡性的初步突破。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集群,主要体现在蒸汽动力与机械制造领域,包括:蒸汽机取代了传统的人力、畜力与自然力,成为工业生产的核心动力来源;纺织业的机械化和钢铁冶炼技术的改进,推动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初步转型;蒸汽机车与蒸汽船的出现,打破了传统陆路与水路运输的局限。


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20年,持续影响至1970年):全方位革命性突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了六大技术集群。电力技术集群,彻底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动力逻辑;内燃机技术集群,重构了交通运输体系;“分子重组”技术集群,推动了新材料、新医药的出现;通信与娱乐技术集群,打破了人类的“孤立状态”;自来水与城市卫生基础设施集群,成为改善人类健康与生活质量的关键。


第三次工业革命(1960年至今):信息通信主导,主要内容是信息的收集、处理、传输与娱乐。戈登将1960年以后的技术变革定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可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60-1990年)主要是大型计算机与初步通信技术;第二阶段(1990年至今)是个人计算机、网络与移动通信技术。


厚此薄彼,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罗伯特·J·戈登关于这三次工业革命的论述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于这三次工业革命非常鲜明的“厚此薄彼”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人工智能革命的痛点,非常有启发作用。


在戈登看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力主要是“集中于生产端,且覆盖范围有限”,因此对经济增长只起到了温和的拉动作用。换言之,技术突破集中于单一领域,未形成“多技术协同赋能”的效应。与此同时,在这次工业革命中,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限,尤其是家庭生活、医疗卫生、日常消费等核心生活等方面几乎无实质性改变。戈登认为,这次工业革命是一种“不彻底的过渡性革命”。


戈登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存在显著的局限性。特别是从过程来看,其对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拉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递减。这与当今很多人对这场信息革命的评价,好像差别甚大。戈登强调,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数字时代”的变革,但其影响力仅“局限于特定领域,且边际效应递减”,并没有实现持久的全方位的突破。


戈登盛赞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他认为,那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革命。如果用我的话来复述戈登的论述,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句话:改变翻天覆地,影响方方面面,造福芸芸众生。


戈登认为,电力的发明与普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引擎”,其影响远远超过蒸汽机的单一动力替代。发电机、电动机、电力传输系统的发明与完善,实现了电力的规模化生产与远距离传输,打破了动力“必须靠近能源产地”的局限。在电动机取代蒸汽机成为工厂生产的核心动力后,工厂无需再建在河流、煤矿附近,可自由选址,同时,电力推动的机床、起重机等设备,实现了生产的精细化与规模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电灯取代煤油灯、蜡烛,彻底驱走了人类千年以来的“黑暗困境”;随后,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电熨斗等家用电器陆续发明并普及,不但大大降低了家务劳动的强度,同时也使生活质量得到革命性的改善。


而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重构了交通运输体系,改变了人类的空间移动方式,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同时,汽车的普及推动了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郊区的兴起;飞机的出现则打破了地理边界,推动了全球联系的加强;石油、化工与制药这些形成物质形态重构的产业,为工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新材料;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药与医疗技术,使得人们的生命质量和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戈登看来,这才是一场最伟大的工业革命。


熊彼特的眼光重新解释


现在,我想做这样一件事情:用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将上述过程重新解释一遍,这样,就可以将我关心的当今时代的痛点看得更清楚一些。


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的观点大家都很熟悉: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熊彼特的这一重要论断,现在不但成为普通老百姓都能脱口而出的箴言,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策。怎么发展经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这还用说吗?这难道不是妇孺皆知的真理吗?


但真的不是这么简单。


当我们几乎不假思索的重复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这个观点的时候,可能不知道熊彼特后面可还有话呢:技术创新并不能自动地推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要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中间必须经过两个环节,这就是商业革命与消费革命当然,这不是熊彼特的原话,是我根据他字里行间的意思概括的。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并不是要素投入的简单增加,而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导致生产函数的改变。而生产函数变化的最终实现,其途径,就是商业革命和消费革命。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商业革命简单理解为生产端或供给侧,可以将消费革命理解为消费端或需求侧。


如果这样来看,上面戈登关于三次工业革命的评价,我们就可以形成一种自己的理解方式。


第一次工业革命,其主要影响是发生在供给侧,即工业生产领域。从动力和机械的意义上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供给侧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此而言,可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功地造就了一次商业革命。但从消费革命的意义上说,这次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足以使人们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产品很有限。在那场工业革命中,家庭生活、医疗卫生、日常消费等方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而,这场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也就比较有限。


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戈登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集中于信息处理与娱乐领域”,无法像电力、内燃机那样,对全行业的生产效率产生根本性拉动。生活水平的改善也仅仅是局限于“信息与娱乐领域”。不错,从大型计算机到个人计算机、再到智能手机,每一次的迭代虽然丰富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与娱乐方式,但对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健康、家务劳动)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他说,在1970年后,美国人的住房条件、交通方式、食品质量、健康水平、家务劳动强度等,与1970年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


相反,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还带来了信息过载、社交孤立(虚拟社交取代现实社交)、贫富差距扩大(数字鸿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影响。


反观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完全不同了。开汽车、坐飞机与步行骑马的差距有多大?用电灯与用煤油灯或点蜡烛的差别有多大?用手搓的方式洗衣服和用洗衣机洗衣服差别有多大?更不用说收音机和电视机给人们带来的全新享受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别的不说,仅仅是电的利用和普及,就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概括一点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从供给侧来说很多产品都是前所未有,在需求侧来说,都是“雪中送炭”;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无论从生产端还是从消费端来说,往往都是“锦上添花”,甚至画蛇添足。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


我们今天无疑面临着人工智能革命的海啸般的冲击。但技术的冲击力与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回顾了人类历史上已经经过的这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对于今天这场人工智能革命,至少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第一,就业机会的创造与消灭。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有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创造出来,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中产阶层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家园。而这次人工智能革命,则会消灭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中间的代价是什么?无所事事,真的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


第二,人们的福祉是否能得到提升。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都是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使人们的生活更便利,生活的内容更丰富。这一次能否有大量可以实质性提升人们福祉的产品生产出来?会不会更多的是锦上添花,甚至锦上添烦?


第三,人类活动范围的发散与收缩。戈登曾经指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特别是在个人计算机、网络和移动电话出现之后,人类的活动范围变得日益狭隘。这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是非常不同的。那时的汽车、火车和飞机可以使得你跑得更远,新的动力和机械使你能做原来不能做的事情,通信和媒体可以使你了解更广大的世界。一句话,是发散性的。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呢?


第四,人的成就与意义。前面的三次工业革命,很多时候意味着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多更快更好,人们的成就感与意义,很多就是由此而来。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事情不需要你做了,这是否会意味着成就感与意义的消失?


当然,我承认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我也承认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前景。但在现实的意义上,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不解决,技术的进步真的会带来一场真正的经济繁荣吗?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转载仅供学习交流,图文如有侵权,请来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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