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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25年的结束，这个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个年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或许目前为止，更多的是变化中的措手不及和对未来的茫然。曾经脚下坚实的地面正在一点点偏移、开裂，所有人都亟需找到新的立足点。

好在还有阅读。任时代如何变化，书籍永远可以给予我们启示，甚至可以说，书籍正是审视变动的产物。一代代写作者都在尝试给出自己的回答。而我们，作为阅读者，也同时承受着这份考验。

经观书评特推出年终特辑“寻找新的立足点”，邀请各界读书人分享他们在2025年的阅读与思考。本期作者是经济学家张曙光，他说：

张曙光 | 文

一、

我读书的年代，除了马恩列斯毛以外，没有其他书读，所以大学的学习只能以啃《资本论》为主，再加上社会的封闭和专业的局限，缺乏相互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交流，眼界和知识的局限相当明显。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资讯的发达，可读应读的书无穷无尽，浩如烟海，且获得之易，如探囊取物，随手可得，深感自己读书太少。

特别是读了像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之类的著作，看到人家对中外文学名人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绘画、音乐等简直是随手拿来，出口成章，满腹经纶，如数家珍，更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和白痴。因此，在80岁不再担任NGO的兼职而真正退休以后，下决心以书为伴：基本上是上午读书，下午评书、写书，晚上听书，打发时光，安度晚年。

每天听本书是一个补救的好办法。从2018年4月15日开始，到现在已经听了2500多本，自己认为好的，下载或者买来再读。回想50、60、70年代听广播小说，定时定点，每天30分钟播一小段，一本书听完少则一个月，多则半载、一年。现在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即可，30分钟听读一本书，生活过得充实、自在，乐在其中。于是，年终步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韵，凑词《自况》：

莫怕雷电风雨声，

只循正道且直行。

粗茶淡饭梦也甜，

至兴，

以书为伴度余生。

枫红菊黄冰雪尽，

久待，

亲朋故旧喜相迎。

自古尘世多苦难，

岂知，

天似无情也有情。

2025年，我听读了350多本书，好书多多，精读25本，在此回顾几本书。

二、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他的诗词歌赋，各人也许还能背得几首——笔者就是如此。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苏轼评传》，依据大量史料，在叙述传主家世和生平的基础上，全面评介了苏轼的哲学、史学、政治态度、文艺成就和美学思想、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再现了苏轼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深邃豪迈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氏非完人，而真人也！其思想光辉永不磨灭，不仅是古代士人之楷模，更值得当代知识人士学习。特别是《苏轼全集》序言中宋孝宗赵昚对苏轼的评价，“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更值得人们深思。

《苏轼评传》

王水照 朱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5年5月

苏轼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同时又研读老子、庄子，熟悉道家经典，同时还学习佛经，真正融会贯通了儒释道三教。这是他的所学。其志和行当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宋王朝的臣子，他忠于职守，尽臣子之责。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作为地方官对老百姓的责任。

既然宋神宗要他“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包括“朕的过失”，他对“新法”的批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有所不当甚至全错，也无可指责。更何况有其合理之处，不少也符合实际。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固执已见，当在地方看到“新法”施行不当固可害民，而施行得当也可利民以后，提出了“因法以便民”，把“新法”的施行引向利民的方向，进而在“元祐更化”时与司马光的意见相左，主张保留某些“新法”，从完全反对而走向维护某些“新法”，并真诚地知错认错，“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遂与王安石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因此又遭到旧党人士的迫害，不得不请求离朝外放。但他决不曲学苟合以图进取，也不会因为任何压力而放弃自己的观点，只要政见得以实施，便不计个人的安危祸福，表现出一个光明磊落，敢于担当、知行合一的正人君子的光辉形象。

如果说在“立朝大节”的政治方面，苏轼充分体现了“志在行其所学”，那么，在遭到贬谪以后，苏轼的“志在行其所学”更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文艺创作达到了“胸有成竹”“有道有艺”，了然于心、口和手的地步，他的“寄寓”人生的思想和实践将儒家和道家两种理论、孔子和老庄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为一种人生模式，他对于颜子“至乐”的追寻，是建立在对于天道、人性之真理的认知之上，他的狂、旷、谐、适的文化性格，完全达到了“忘我”和“立人”的自由境界。因此，他的人生是其哲学思想的实现，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是一种愉悦的、审美的人生。

其实，“志在行其所学”应当是每一个学人的行为方式和人生实践。否则，何为学人？但现实却与此相反，知和行脱节，行和学背离，说的一套，做的另是一套，已经成为不少知识人士和官员的常规，有的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样既无自由，也无至乐，而是学人的悲哀，无异于学人的死亡。是到了深刻反思和努力校正的时候了！

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史学文丛》一套共12册，虽然内容体例各异，但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新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新史学是相对于旧史学而言，国内外都有新史学。它不是关于国王和英雄的事件史，而是整体的、大写的、单数的文明史。1890年，法国哲学家贝尔（Henri Berr）提出了“新史学”的名词，1896年德国史学家兰普赫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在批判兰克及其门徒、阐述自己的历史认识时加以使用，1912年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出版了《新史学》一书，认为历史学需要一场“革命”，主张借助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法来研究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这标志着新史学的正式创立。

而到了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才真正形成了流派纷呈和繁荣发展的局面，包括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德国研究“社会的历史”的比勒费尔德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

二十世纪6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冲击了现代主义历史学，掀起了一场史学范式的革命—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这一转向突显了社会科学危机引发的历史学危机。这次危机与新史学开拓者所经历的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不再是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批判历史学的偏颇，而是对构成社会科学基础的原则进行批判，又在认识论上与现代主义新史学决裂，新史学开始了解构和重构。

现今的新史学正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甚至被称为“新新史学”。它抛弃了普遍主义整体史那种僵化结构的“布罗代尔模式”，拒绝启蒙史学所带来的令人压抑的“主导叙事”，既吸收了后现代理论中的合理成份和有用观点，又坚持了历史学的科学标准。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的系列文章，彻底批判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标志着新史学在中国的萌发和起步。二十世纪20年代—40年代，中国新史学出现了学派林立的繁荣局面，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1996）将其概括为三大流派，一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体论流派，二是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文化西化论流派，三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流派。

尽管三派存在着明显分歧和争议，但是进化/进步历史观和科学研究方法则构成其最大的共同点。这既是新史学赖以立足的基础，也是其走向衰落的关键，特别是革命史学的历史叙事更将其推向极端。

随着社会政治变革的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复兴社会史的热潮。但这种“复兴”却有着“怀旧”和“复古”味道，借以把新史学没有走完的路回头再走一遍，不仅落后于台湾新史学的发展，也与国际史学界的取向相反，是把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整体的结构的历史和历史学过度社会科学化作为目标。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这种情况引起了历史学家的不满，由历史学家杨念群等发起，在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之际，于2002年8月在香山召开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讨论会。15年后又在南京召开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讨论会，进而主编出版了《新史学》一书和《新史学》集刊，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局面。

从新史学的发展和现状来看，它与传统史学和启蒙史学有何不同，或者说，现在的新史学到底“新”在何处？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有意思的问题，《文丛》的作者都有涉及，但没有做出比较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讨论。作为史学的票友，笔者也曾做过一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揣冒昧，班门弄斧，将其概括为：一是史料的拓展和出新，二是历史学学科的细化和对象范围的变迁，三是历史分析方法的借鉴和创新，四是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历史观的更新。

传统史学是英雄史观，现代主义历史学是进步史观。当代新史学的历史观是什么？可否称作开放共情史观。为什么是开放而不是封闭？因为历史学与各个学科，包括社会人文科学和生命自然环境等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为什么要共情？因为史学是人学，正如钱穆所说，“历史是一种经验，一种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因此，历史学应当有温度，有情感，有人味。本着这样的史观治史，就是活着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史和生命史。

四、

任剑涛的大作《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以“民族与世界的紧张、宗教与世俗的对峙、传统与现代的冲突”3条线索，阐述了现代政治观念的萌生、形成、互动、实践、变化的过程，再现了从十四世纪到当代七、八百年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一卷在手，使我们对现代政治理论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了解和清楚的把握。

《混搭的承诺：现代政治观念史40讲》

任剑涛| 著

理想国|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2月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作者以各种现代政治观念代表人物的活动、论著和思想观念的提出和展开为中心，铺陈叙述，娓娓道来，的确如众神入庙登台，讲经说法，先后出场的主要有但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莫尔、柏克、边沁、密尔、孟德斯鸠、马克思、伯林、波普尔、哈耶克等，构成了一部绚丽多彩、活灵活现的现代政治观念史的画卷。

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现代政治观念中，自由主义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流，“从总体上讲，现代政治观念史，就是一部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发展史”。

作者对自由主义的源流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释，从霍布斯对个人主义的阐释，为现代政治观念奠基，到洛克提出现代政治观念的两大支点——权利哲学和分权理论；从柏克采取老辉格党人的立场，主张要自由、也要秩序，“唯一的自由，是那种与秩序紧密相连的自由”，到功利主义者约翰·密尔系统地阐述自由主义的自由政治理念的含义，明确指出，他所讲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从贡斯当从历史维度阐述自由形态，区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到柏林在现代背景下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到了二十世纪，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关于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观念含义，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哈耶克不仅与凯恩斯论战，而且与波普尔一起，重张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理念，划清了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界限。由此可见，作为现代政治观念的主流，自由主义从诞生的一天起，就处于思想市场的激烈竞争之中。经过争论和发展，自由主义家族呈现出多支多样的态势，有保守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中道自由主义，还有自由共和主义；中道自由主义还有中左和中右之别。弄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正确观察和把握现代政治及其变迁。

五、

在经济学和历史学以及经济史领域，除了一些经典以外，很少有学术著作能够再版。能够再版说明它有需求、有读者、有价值。《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济成长与体制演进》1994年出版，2025年再版，就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

赵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该书以英、美、德、法、日、俄等六大工业国的现代经济成长过程及其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为研究对象，集中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和成长的历史和趋势，明确指出，这是“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和演进：一种是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人类视野的急剧扩大；另一种是经济体制的演进和创新”。

作者把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分为起源和扩散、成型、扩展三个阶段，分上中下三篇加以考察。上篇讨论了工业社会如何在英国首先发端起步，然后一步步向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扩散，以及初期的体制选择。中篇考察了工业社会基本形成以后各国发生的经济衰退和萧条、甚至危机和崩溃，如何通过经济体制调整和变革进行应对和处置。下篇探究了工业社会成长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宏观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

该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是唯一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既是与农业社会的比较显现出来的，又是由工业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同时计划经济的失败也从反面证明了它的唯一性和有效性，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更是这一理论的最好实践。如果说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是人类文明演化的自然过程，而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自发秩序，它们都是立基于人性之上，符合人心对成功、提升和超越的追求。因而从根本性质上来说，二者的匹配是合情合理和必不可免的。这才是市场经济作为唯一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内在根源和底层逻辑。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张曙光，系经济学家。转载仅供学习交流，图文如有侵权，请来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