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1978年，巴金在《随想录》中写下这样的字句：“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时隔四十余年，这句饱含血泪的感悟依然振聋发聩。

批评与赞美，如同光影相生。若批评的通道被堵塞，赞美将成为无源之水，甚至沦为权力的共谋。今日重提“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不只是复诵一句格言，更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当批评的声音被权力压制、被世俗淹没，剩下的赞美便会失去灵魂，沦为粉饰太平的空洞辞藻。

批评是文明的“磨刀石”，而非“绊脚石”

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历来被视为盛世典范。这份盛世的底色，正是唐太宗对批评的包容。当魏征在朝堂上直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马周上书痛陈“赋役繁重，百姓凋敝”，李世民虽有怒容，却始终保留着这些批评的声音。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一生进谏两百余次，言辞激烈者数不胜数，而正是这些逆耳忠言，让唐朝在建国初期避免了重蹈隋亡覆辙。反观明末崇祯年间，大臣们“多默不言，偶有进言者，非贬即杀”，当批评沦为禁忌，李自成的起义军兵临城下时，只剩下崇祯帝“诸臣误我”的绝望呐喊。

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更是自由批评精神的复兴。18世纪的法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判君主专制的腐朽，伏尔泰以戏剧为武器嘲讽教会的虚伪，卢梭用《社会契约论》挑战“君权神授”的神话。这些尖锐的批评如同惊雷，打破了中世纪的思想禁锢，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如果所有人类除一人外都持同一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一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若拥有权力，也没有理由让全人类沉默”。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中研究表明，西方能在近现代崛起，关键在于建立了“竞争性知识体系”，即允许不同观点交锋的制度环境，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每一次思想飞跃都始于对权威的批判。

批评如同磨刀石，虽会带来暂时的刺痛，却能让文明的利刃更加锋利；若一味回避批评，文明便会在温水中失去活力，最终沦为僵化的标本。

批评不自由，终酿成文明的悲剧

秦始皇三十四年，咸阳宫的火光吞噬了无数典籍。李斯提出“焚书”建议，规定“论及诗书者斩首，以古非今者灭族”，两年后，四百余名儒生因批评时政被坑杀于咸阳郊外。这场“焚书坑儒”的浩劫，不仅让先秦文化遭受重创，更开启了思想禁锢的恶例。

文字狱的阴影，在中国历史上笼罩了上千年。南宋秦桧当政时，常州通判沈长卿因诗句“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被指讥讽朝政，落得流放蛮荒的下场；明代洪武年间，学者徐一夔在贺表中写“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竟因“光”字触怒朱元璋，被以“大不敬”处死。

乾隆朝的文字狱更是达到顶峰，据统计，六十余年间发生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到私修史书中的“夷狄”记载，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现代学者李卓然评价：“文字狱是封建王朝进行言论控制的极端手段。”这种极端控制带来的，是思想的死寂与社会的停滞。清代文人龚自珍曾感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当知识分子纷纷远离现实、埋首考据，曾经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逐渐失去了创新活力。

西方历史上，批评不自由的悲剧同样上演。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垄断了思想解释权，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批评教会教义，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伽利略虽迫于压力收回学说，却在临终前仍喃喃自语“地球确实在转动”。当宗教裁判所用火刑压制科学批评，欧洲文明陷入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批评精神的复苏，才重新点燃了文明进步的火种。

这些不同时空的悲剧都在证明：批评不自由的本质，是权力对真理和正义的恐惧。当权力可以随意界定“异端”，当批评者动辄得咎，整个社会便会陷入“人人自危、三缄其口”的氛围。

批评自由的内核是言论自由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这里的“思想和意见”，不仅包括赞美的声音，更包括批评的声音。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进一步阐释：“压制批评的特殊危害在于，它剥夺了人类后代的权利，剥夺了那些持有不同意见者的权利，甚至比剥夺持有者的权利更甚。如果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就失去了交换错误以获得真理的机会；如果意见是错误的，他们也失去了通过与错误的碰撞而获得更清晰认识的机会”。

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对言论自由的价值有着深刻认识。他在《新民说》中写道：“言论自由者，实一切自由之母也。”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呐喊批评时政，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抨击封建礼教，这种前所未有的批评浪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让“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

言论自由之所以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在于它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没有任何个人或权力拥有绝对真理，只有通过自由的批评与辩论，才能无限接近真理。正如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言：“如果没有批评，任何赞美都将失去意义。批评不是真理的敌人，而是真理的仆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曾提出“思想市场”理论：“真理最好的检验标准，是思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接受的能力。”在这个“市场”中，批评与赞美如同供需关系，只有两者都能自由流通，才能形成健康的思想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自由并不等同于“言论无界”。正如密尔所强调的，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不伤害他人权益”。这种边界不是由权力随意划定，而是由法律和道德共同规范。

真正的批评自由，是在法律框架内对公共事务的理性讨论，是对权力的合法监督，而非人身攻击或谣言传播。这种理性的批评，不仅不会破坏社会稳定，反而会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压阀”，让问题在萌芽状态得到解决。

一士谔谔，胜过千徒诺诺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句出自《史记·商君列传》的箴言道出了批评者的独特价值。在历史的关键节点，那些敢于直言的“谔谔之士”，往往是避免文明走向歧途的重要力量。他们或许会因批评而遭遇困境，却用个人的勇气守护着群体的利益。

西方历史上，苏格拉底以“雅典牛虻”自居，用不断的追问批评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唤醒你们，让你们关注灵魂的完善。”尽管最终被判处死刑，他的批评却促使雅典人反思民主制度的弊端，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正如学者所评价：“苏格拉底之死，是雅典民主的悲剧，却是西方思想的幸事”。

近代中国，鲁迅以笔为剑，用《狂人日记》批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用《阿Q正传》讽刺国民性的弱点。他在《野草》中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让他屡遭迫害，却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注入了精神力量。

巴金在《随想录》中继承了这种批评精神，他以“讲真话”为己任，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用真诚的批评推动社会的反思与进步。

这些“谔谔之士”的共同特质，是超越个人利益的担当精神。他们明白，批评不是为了宣泄不满，而是为了推动进步；不是为了否定一切，而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完善。

正如顾准所言：“能够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不怕孤立，不怕牺牲，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色。”这种本色，是文明传承的核心力量，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反观那些“诺诺之徒”，他们看似顺从听话，实则是文明进步的阻力。秦末的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纷纷附和，最终让秦朝在暴政中加速灭亡；明末的魏忠贤专权，文官集团“争拜忠贤为父，称九千岁”，用虚假的赞美掩盖政治的腐败，最终导致明朝的覆灭。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充斥着只会歌功颂德的奴才，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更不可能实现长久的繁荣稳定。

批评是真理的“试金石”

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份对真理的执着，需要批评精神的支撑。真理从来不是天生的权威，而是在不断的批评与辩论中逐渐清晰的。正如北宋大儒程颢所言：“学者须先会疑”，怀疑与批评，是接近真理的第一步。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初，遭到了宗教界和科学界的猛烈批评。教会指责他的“进化论”违背《圣经》教义，科学家们则质疑他的理论缺乏足够的证据。面对这些批评，达尔文没有退缩，而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完善自己的理论。在与批评者的辩论中，“进化论”不断发展，最终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石。

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批评让我更加谨慎，也让我的理论更加完善。”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批评与辩论推动思想进步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仁政”，法家主张“法治”，墨家主张“兼爱”，道家主张“无为”。各家学派相互批评、相互借鉴，孔子周游列国时“斥墨氏兼爱为无父”，韩非则批评儒家“以文乱法”，这种激烈的思想碰撞，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思想繁荣期。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为后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现代社会中，批评与辩论依然是推动真理发展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遭到了以洛伦兹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家的批评。爱因斯坦通过与批评者的反复辩论，不断完善相对论的数学表达，最终让这一理论得到科学界的认可。这种“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进步，更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光辉。

批评之所以能成为真理的“试金石”，在于它能暴露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任何真理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只有通过批评的检验，才能不断修正错误、弥补漏洞。

正如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需要突破传统的勇气，“小心求证”则需要接受批评的胸怀。这种勇气与胸怀，是推动真理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公共事务领域，批评与辩论更是确保决策科学的重要保障。美国“罗斯福新政”实施之初，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激烈批评：保守派指责新政“违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激进派则批评新政“对资本家妥协退让”。

罗斯福政府在接纳这些批评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最终让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困境。这种在批评中完善决策的模式，成为现代民主治理的重要经验。

权力需要批评监督，而非歌功颂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警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防止权力滥用的最好方法，不是寄望于权力者的道德自律，而是建立有效的批评监督机制。当权力失去批评的约束，就会如同脱缰的野马，最终走向腐败与专断。

中国历史上，言官制度曾是批评监督权力的重要尝试。明清时期的都察院御史，拥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即可以根据传闻批评朝政，无需提供确凿证据。这种制度设计，为批评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明朝的海瑞，正是利用这种权力，上疏嘉靖帝批评其“迷信道教、荒废朝政”，直言“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尽管海瑞因此被打入大牢，却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言官制度的尊严，也让嘉靖帝反思自己的行为。

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批评监督体系。

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相互制衡，确保任何一方的权力都能受到批评与监督；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通过曝光权力滥用的行为，成为公众批评权力的重要平台。这种多元的批评监督机制，有效防止了权力的异化，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瑞典1809年创立了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这一制度赋予公民批评政府行为的合法渠道，成为瑞典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政治学中的“问责理论”揭示：权力若无批评监督，必然趋向腐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民主国家很少发生大饥荒，不是因为更富裕，而是因为批评和问责机制能及时暴露问题。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得透彻：“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这里的“爱国主义”不是对权力的盲从，而是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怀。

值得警惕的是，“歌功颂德”的文化惯性依然存在。在一些地方，“报喜不报忧”成为潜规则，批评意见被视为“负面情绪”，提出批评的人被贴上“别有用心”的标签。这种现象的本质，是权力对批评的恐惧，是对真理的背离。

构建健康的批评监督生态，需要权力者具备“闻过则喜”的胸怀，需要社会形成“宽容批评”的氛围，更需要制度保障“批评无罪”的权利。

只有当批评者不再担心“因言获罪”，当权力者主动接受批评监督，当赞美建立在真实批评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一个民族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强大。

重建批评文化：从对抗到共建

179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临终前写道：“我们这个共和国能否长存，取决于公民是否始终保持警惕的批评精神。”

批评不等于否定一切。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好的批评文化应兼顾两者，既要有摆脱束缚的自由，也要有参与建设的责任。

德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辩驳文化”值得借鉴。从总理到普通公民，都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激烈但理性的辩论。这种文化不是撕裂社会，而是通过观点交锋达成更深共识。

建设性的批评需要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对事不对人、不质疑动机、保持文明表达。同时，被批评者需要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宽恕的能力”，将批评与个人恩怨分离。

当谔谔之声能够自由表达，当批评意见能够得到尊重，当权力在批评中规范运行，这时的赞美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能够成为激励文明进步的力量。这不仅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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