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帝国到古代中国,君主制一直是古代世界盛行的政体类型。古希腊的民主制曾经昙花一现,但一则囿于技术限制难以规模化,二则深受民意冲动之害,最终不但销声匿迹,还让民主背负骂名两千多年;稍晚,罗马共和国取得了更高成就,但无法克服军事扩张带来的问题和危机,最终被罗马帝国取代。此后两千年,除了威尼斯共和国这样的小型例外,绝大部分前现代国家都采用了君主制,只是集权程度不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君主制在最近两三百年迅速衰落,逐渐被更现代的政体取代?为什么政治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英国?
包刚升的《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在学术界主流观点的基础上,分析和回答了上述问题。整体来说,《抵达》可读性强,分析中肯、事例充足,而其中涉及上述问题的部分尤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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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是力量博弈的结果
《抵达》的分析论证是基于这样一个合理的假定:
“个体暴力潜能与群体组织动员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政治行为者的相对实力,进而决定着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分配与政体类型。”
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和权益归根结底是人们主动争取来的,是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他人的善意分享。以民主的兴起为例,《抵达》将其归因于平民相对实力的上升,特别是因为工业革命后的工厂兴起和城市化有助于民众的大规模组织动员。无论君主或贵族都不会愿意主动向民众分享权力,所以权力天平向民众倾斜的唯一原因就是其自身实力的上升。
当然,人们受不了无休止的暴力冲突,所以在每次力量博弈完成后,会通过建立规则、塑造观念来确认和巩固成果。这就是《抵达》中总结的“实力结构-规则制度-观念体系”机制。
尽管随着文明的进步,规则和观念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诉诸暴力的情况逐渐减少,但我们不应忘记,如果追根溯源,政治制度仍然是力量博弈的结果,相对实力的强弱仍然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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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主义到立宪主义
《抵达》认为,封建主义是古代君主制向近现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讨论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既不是马克思定义的封建主义,也区别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分封制。
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特点是,领主与附庸之间不是统治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双方通过签订契约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封建制度顶端的君主,也需要像其他领主一样遵守契约和惯例、履行义务,而不能为所欲为。《抵达》将其总结为“凡封建,必不专制;凡专制,必不封建”。
当然,君主不可能满足于这种状况,封建制度只是他们迫不得已的妥协。持续不断的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导致原先的中央集权体制瓦解,统治者军事实力不足,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只好接受封建制度。
一旦时机成熟,君主会试图打破封建制度,构建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方面,贵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抵制君权的扩张。
由此开始了君主与贵族之间漫长的力量博弈,政治制度也随之分化:如果君主不敌贵族,君权通常会受到约束,例如英国的“失地王”约翰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被迫签署《大宪章》,其演化方向是立宪君主制;如果君主战胜贵族,君权通常会扩张,例如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极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演化方向是绝对君主制。
那么,为什么英国从封建主义走向了立宪主义,而欧陆上的封建国家大都向绝对君主制发展?其原因在于地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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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主义与地理
如果刨根问底,大部分事情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地理因素上,政治制度也不例外。
英国无疑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由于四面环海,英国人得以专注发展海军,御敌于国门之外。相比之下,荷兰人曾经拥有更强大的海军,但来自陆上的侵略迫使他们分心,最终将海上霸权拱手让给英国。
既然海军足以抵御外敌,英国就不必保有大规模的常备陆军。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说,英国政府既没必要组建、公众舆论也不会容忍大规模的国内部队。
从恺撒到路易十四,君主专制的兴盛一直离不开强大的陆军。陆军薄弱的英国君主在与贵族的军事博弈中难以占据上风,所以英国的政治制度容易向约束君权的立宪君主制发展。
而法国、普鲁士等欧陆大国有较多陆上邻国,领土冲突频繁、遭受入侵的风险高,为了在高强度的军事竞争中生存,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建立强大的常备军。陆军一旦壮大就能用来奴役人民,所以这些国家容易走向绝对君主制。
《抵达》中特别列举了波兰的反例:波兰—立陶宛联邦原本是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后期的东欧大国,其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与英国类似,波兰—立陶宛联邦对君权约束程度较高,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君主由选举产生,法律由贵族议会制定。当然,出于对君主专制的戒备,波兰贵族严格限制常备军的规模,导致其军事力量薄弱。其结果是,到了18世纪后期,波兰就在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瓜分中灭亡了。波兰的例子足以说明,中央集权程度不高的国家在欧陆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难以生存。
地理差异能够解释英国政治制度的不同演化路径,但为什么英国的演化方向后来成为了世界上的主流趋势?答案在于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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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主义与工业革命
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原因不少,例如英国获得了多次大战的胜利,而本土未遭受战争的蹂躏;凭借海上霸权获得了提供原料且需要工业品的殖民地;军队、舰队和日益增长的人口为工业品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由广袤商业的利润所积累的资本正在寻求新的投资方向,等等。
但《抵达》认为,其中一条关键原因是英国的立宪主义政体提供了明确的产权保护机制,从而促进了工业革命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由于其绝对君权而无法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君主时常扮演产权制度破坏者的角色,抑制了工业发展。
立宪主义促进了工业革命,反过来,工业革命又巩固了立宪主义。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了经济与技术上的巨大优势,不仅巩固了立宪主义在英国的地位,而且使其成为西方国家效仿的榜样,进而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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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总之,政治现代化之所以起源于英国,随后发展到美国和西欧,进而成为世界主流,首先是因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产生的封建主义为反抗专制提供了土壤,其次是因为英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促成了从封建主义到立宪主义的转型,最后是因为立宪主义促进了工业革命并因而得到巩固。
以上大体就是《抵达》对开篇问题的回答,笔者在其基础上做了简化和少量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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