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Wittt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路德维希·维特斯坦根（Ludwig Wittgenstein）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两部巨著《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年）和《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年死后出版）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分析哲学传统（the analytic tradition）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富有魅力的个性吸引了艺术家、剧作家、诗人、小说家、音乐家甚至电影制作人，因此他的名气远远超出了学术生活的范围。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本世纪的知识生活影响甚微。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那样，他的思维风格与主导我们当今时代的风格格格不入。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的作品与“贯穿我们所有人所处的欧洲和美国文明的精神”背道而驰。在他去世近50年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他是在逆潮流而动的感觉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标签来描述这一潮流，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即认为每个可理解的问题要么有科学解决方案，要么根本没有解决方案。维特根斯坦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

科学主义有多种形式。在人文学科中，它采取的形式是假装哲学、文学、历史、音乐和艺术可以像科学一样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被迫阐明他们的“方法”——这种假装导致了大量糟糕的学术著作，其特点是虚假的理论化、虚假的专业化和伪技术词汇的发展。维特根斯坦看到这些发展估计会很难过的。

有许多问题我们没有科学答案，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深奥难懂，而是因为它们不是科学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爱情、艺术、历史、文化、音乐——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有关。今天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丑闻是我们缺乏关于意识的科学理论。因此，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开展了一项跨学科的伟大努力，试图为以下问题提供站得住脚的科学答案：什么是意识？什么是自我？在这个拥挤的领域中，领先的竞争者之一是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提出的理论，即意识流是大脑中发生的量子物理事件（quantum physical events）的一个精心编排的序列。彭罗斯的理论是意识的瞬间是由大脑中一种叫做微管蛋白的亚蛋白产生的。彭罗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理论是推测性的，许多人认为这一理论不可信。但是假设我们发现彭罗斯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会因此更好地了解自己吗？科学理论是唯一的理解吗？

嗯，你可能会问，还有什么其他类型的回答呢？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此的回答是他最伟大的，也是最被忽视的成就。尽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他的早期和后期作品之间经历了变化，但他对科学主义的反对是不变的。他写道，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它努力追求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概念清晰（conceptual clarity）。在《逻辑哲学论》中，这种清晰性是通过对语言逻辑形式的正确理解来实现的，而这种理解一旦实现，就注定是不可表达的，这导致维特根斯坦将自己的哲学命题比作梯子（ladder），一旦使用梯子爬上去，就会被扔掉。

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形式的概念，并随之放弃了不可言喻的真理的概念。他现在认为，科学和哲学的区别在于两种不同形式的理解：理论上的和非理论上的。科学的理解是通过假设和理论的构建和验证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哲学理解是绝对非理论性的。我们在哲学中追求的是“理解在于看到联系”。

非理论理解是我们说理解一首诗、一段音乐、一个人、甚至一句话时的那种理解。以一个孩子学习母语为例。当她开始理解别人对她说的话时，是因为她形成了一个理论吗?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这么说——许多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这么说过——但这是一种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误导方式。我们认为孩子理解了别人对她说的话的标准是她的行为举止恰当——例如，她通过遵守指令表明她理解了“把这张纸放入垃圾箱”这句话。

另一个贴近维特根斯坦内心的例子是理解音乐。一个人如何表现出对一首音乐的理解？好吧，也许通过富有表现力地演奏它，或者通过使用正确的隐喻来描述它。如何解释什么是“富有表现力的演奏”？维特根斯坦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化”（a culture）:“如果一个人在特定的文化中长大，然后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音乐做出反应，你可以教他使用‘富有表现力的演奏’这个短语。”“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是一种生活形式，一套共同的实践，以及听到和看到这种生活形式的实践者所建立的联系的能力。

音乐如此，普通语言也是如此。“理解一个句子，”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比人们想象的更类似于理解音乐中的主题。”理解一个句子也需要参与生活的形式，即它所属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计算机无法理解它们处理的句子的原因不是它们缺乏足够的神经元复杂性，而是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句子所属文化的参与者。一个句子并不是通过它的单词与世界上的物体一一对应的关系而获得意义的；它通过在人类公共生活中的使用而获得意义。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维特根斯坦自己把他的工作描述为“琐碎的概要”。但是，当我们进行哲学思考时，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琐事，从而陷入困惑。例如，想象如果我们研究大脑中的亚原子粒子的量子行为，我们将更好地了解自己，这种信念类似于声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贝多芬的音乐。为什么我们需要提醒琐碎的事情?因为我们被这样的想法所迷惑：如果我们缺乏对某件事的科学理论，我们就缺乏对它的理解。

科学方法与音乐、艺术、哲学和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非理论理解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科学旨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这必然会避开其他形式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对人的理解永远不可能是一门科学。了解一个人就是要能够分辨出，比如说，他说的话是不是真心话，他的情感表达是真实的还是假装的。一个人如何获得这种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结尾提出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关于情感表达真实性的‘专家判断’这种东西？”是的，他回答说，有。

但是这种专家对人的判断所基于的证据是“无法估量的”，与科学的一般表述特征相抵触。维特根斯坦写道:“无法估量的证据包括眼神、手势和语气的微妙之处。我可以分辨出真诚的爱意，虚伪的爱意……但我可能无法描述其中的区别……如果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我可以想象在画中表现出真诚和伪装的目光。”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估量的事物，这一事实不应误导我们相信，所有声称了解人类的说法都是虚假的。当维特根斯坦曾经与莫里斯·德鲁里（Maurice Drury）讨论他最喜欢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时，德鲁里说他（维特根斯坦）发现佐西玛神父（Father Zossima）这个角色令人印象深刻。关于佐西玛，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写道:“据说...他在灵魂中吸收了如此多的秘密、悲伤和誓言，最终他获得了如此好的感知能力，从陌生人的脸上第一眼就能看出他来这里的目的，他想要什么，他的良心受到了怎样的折磨。”“是的，”维特根斯坦说，“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直接看到别人的灵魂并给他们建议。”

“内在过程需要外在标准，”（An inner process stands in need of outward criteria）这是哲学研究中最常引用的格言之一。人们很少意识到，维特根斯坦强调需要对那些不可估量的“外在标准”进行敏锐的感知。哪里可以找到如此敏锐的敏感度？通常，不是在心理学家的作品中，而是在伟大的艺术家、音乐家和小说家的作品中。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Culture and Value）中写道:“科学家的存在是为了指导他们，诗人、音乐家等人的存在是为了给他们带来喜悦。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可以教给他们一些东西。”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人文学科在制度上被迫假装成科学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特根斯坦和艺术教给我们的关于理解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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