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专制、稳定和技术》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耶鲁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440页。

作者黄亚生，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代表作《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新星，2005年）。黄是红三代，祖父名列中共创始50人之间，父亲著有《永不消逝的电波》。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上世纪80年代金观涛的分析曾经比较有影响。他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提出，官僚政治、儒家思想和土地私有制构成稳定结构的核心要素。破坏稳定结构的无组织力量主要包括官僚系统膨胀，皇权扩张和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消灭无组织力量之后，系统恢复稳定结构，中国历史呈现有周期而超稳定的特点。

超稳定结构使得超大体量的国家得以建立，是中国古代文明盛大发展的基础，但最终也是它无法进入现代文明的根本约束力量。这样，超稳定结构也顺便回答了李约瑟之问。中国科技曾经领先，为什么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因为无组织力量带来周期性破坏，技术无从积累。按照金观涛的说法，超稳定结构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确立。这一理论似乎不大涉及超稳定结构如何形成，以及之后2000年历史中如何变化。

在本书中，黄亚生提出，中国社会的稳定是历史的产物。他用考试立国替代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考试立国制度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走向稳定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至此为止，双方似乎只是大历史概念构造上的不同。但在回答李约瑟问题时，黄亚生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

科举考试提供了充分的激励，诱使知识工作者放弃异端思想。专制保障科举晋级者分享既得利益，形成正反馈的网络效应。科举系统像黑洞一样吸收了所有的思想供给能力，破坏了协作创新，新思想无法形成现实意义，这就是高度稳定的由来。只是这种稳定牺牲了技术创新的能力。结论是，考试制度会阻碍技术创新，并且在历史上应该留下印记。

这样讲，有没有定量分析作为依据呢？黄的团队建立起中国历史发明数据库CHID，收集了大约一万宗发明。CHID中的发明项目来自李约瑟《中国的科技与文明》和中科院《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些研究成果也包括发明时间的判断。有些归属于中国的发明今天看来很难想象，比如威士忌和白兰地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他们根据中国历史发明统计结果，控制人口数量的变量，计算出中国朝代发明指标CDI。结果发现，中国历史按发明活跃程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隋以前、唐宋和元明清，三个时代的发明能力呈现大比例下降，CDI指数分别为24.5、9.4和5.3。李约瑟认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在明代开始衰退。黄亚生则将这个时间提早到隋唐，考试立国开始确立的时候。

考试保证了专制在巨大国土上的实施和持续，避免了民众对治理合法性的思考。由此出发可以实现社会稳定，而稳定又反过来强化了考试和专制。在这个优化平衡组合中，技术成为牺牲品。技术只要能够维持稳定就足够了，整个社会没有创新的动机。当技术创新节奏缓慢时，这项缺陷并不严重。有些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比如农业技术。然而到了近代社会，技术创新成为全球竞争的决定因素。由于考试、专制和稳定三者间实现了捆绑，无法兼容技术创新。在外部竞争压力下，社会只能走向崩溃。

现代中国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在尽可能保持考试立国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重建新的稳定形态。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有两项，规模（人才、投资、市场）和范围（多样化）。规模主要与政府吸引人才、投资和控制市场的能力有关，范围是指形成创新的思想市场。考试立国和规模是可以兼容的，规模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但政府依靠规模只能解决一部分技术创新需要，比如运用举国体制进行技术追赶，或者利用市场规模购买、交换技术等。

发挥规模优势适用于已知技术的创新，未知技术的创新则依赖于范围的供给。中国发明的两个高峰是魏晋南北朝和战国时期，并不是规模突出的时代，却是思想市场的时代。不过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机会，可以解决范围不足的缺陷。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服务贸易，将技术创新工作外包。在离岸的思想市场上，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范围要素可以得到满足。利用这样的组织方式，本地可以获得创新的充分供给。

外包技术创新的总结让人想起黄亚生对中国引进外资现象的分析。黄亚生是著名的中国依赖FDI（外商直接投资）叙事的提出者，在这个叙事中，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不是因为需要资本，而因为需要附着于FDI的制度要素。FDI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所缺乏而又必要的制度要素投入，包括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引进外资相当于外包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大胆假定和本书论断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

国内对周秦之变比较感兴趣，黄亚生则强调隋唐之变和考试立国。他解释说，帝国并不压制发明，儒家并不阻碍创业。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比如通过技术创新外包获得充分的创新供给。这也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可以出现稳定的大国。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原创灰犀牛EDU、北京读天下，作者：黄亚生。转载仅供学习交流，图文如有侵权，请来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