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圣诞夜，哈佛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溘然长逝。世人如此评价：

“他的每一本书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他的学说已成为日常词汇”；

“他是过去50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研究和辩论他的想法”；

——他就是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

民主制度如此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势，也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变迁。但是亨廷顿警告，民主的前景虽然诱人，秩序的稳定也同样重要。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指出，国与国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

一个社会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有能够保护秩序的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所以说，国家转型的关键不在于民主选举，而在于建立一个既能有效统治，又能分权制衡的政治秩序。

近些年来阿富汗等亚洲国家的转型难题，拉美、非洲出现的军事政府，全世界民主化过程遭遇的困境，无不证明了亨廷顿对民主的审慎和悲观，是多么具有先见之明。

▲美军撤离阿富汗前夕

▌预言四：“军政关系”和谐制衡——军官团专业化

自人类有国家以来，军队与政府的关系就是暴乱的一大根源。

在传统社会，一直存在两种极端：如果军队不受政府节制，国家很快陷入割据和混战，比如古罗马、奥斯曼；而文官过度干预军队，军队又会疲于奔命、丧失战力，比如宋明两朝都因此屡战屡败，终至亡国。

在现代社会，军政关系的失衡，更是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国际冲突。

在《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一书中，亨廷顿通过对古今、多国军政关系的历史与比较考察，提出了实现军政平衡的新模式——以“军事专业主义”实现文官统制。该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客观的专业化，培养一支有组织的、工具性的军队，使军人、军官自发地服从政府领导；

一是主观的专业化，通过分权制衡、政府组织、阶层准入等手段，极力扩张文官的权威，严密掌控军队。

这种模式，不仅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还通过科层组织自治，杜绝了军人专权、军事独裁的可能。

军官团越有专业化和责任心，就越有政治中立的荣誉感，越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国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亨廷顿的这一理论，是真正影响了现实的预言。如今，西方政府与军队的边界，越来越清晰稳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亨廷顿的理论贡献。

▌预言五：文化不及格，国家转型不会成功

文明发展不均衡，也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难题之一。

国家间的富裕程度常有天壤之别。无数思想家都为其投入过终身思考。有人认为在于自然资源，有人认为在于政治体制，也有人认为在于文化价值认同。

但价值观理论容易泛泛而谈，再加上二战后诸多非西方国家的转型成功，使人们逐渐抛弃了文化很重要的观点。

亨廷顿思考了一辈子民主、转型等制度问题，晚年再次回到了“观念的力量”。

他后期的所有著作，关注点几乎都是“文化”这一主题。

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亨廷顿指出：

东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上的发展差异，尤其是国家转型路径的差异，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条“文化及格线”——是否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等普适文明价值观。

毫无疑问，他坚决否认了“文化无高低”的观点，指出了“高等文化对先进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偏好、价值认同，以及个人利益的选择。

自亨廷顿逝世后，这一预言一再被验证：发达国家即便因移民风潮、极左政治发生动荡，也很快可以“触底反弹”、重整秩序；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便经济、社会制度有所松动，也会因文化、价值观的藩篱，再度回到前现代的社会。

当今社会再次处在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政治秩序将何去何从，决定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死和贫富，也取决于中西方思想在当下的角力。

相比种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流行观点，亨廷顿的思想对于身处转型时代的我们，无疑是最急缺、最切题、最珍贵的思想资源。

遗憾的是，亨廷顿虽然思想深刻、笔力雄健，近些年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但是大众对他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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