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最爱》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对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
1国民性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
前不久看到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意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关于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农民素质问题,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告诉我,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且这种艰辛应该归咎于时代,而非“农民素质”。
小堡村的上一代农民,比如我的父母,由于年轻时没有继续上学的条件,也没有机会在乡下自学成才,他们不得不终日与泥土和粮食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养了几个孩子,而且让孩子们都读了书,念了大学。
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但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五十年代收走的锅碗瓢盆还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只要政府能在八十年代把他们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准确说是把经营一个家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把这个家治理好。而这正是乡村无数父母都做到了的。这样的生活值得嘲笑吗?
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径不同,对生活的轻重取舍不同,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便说他们“愚昧”“落后”实在是太不讲情理。更别说,劳动有分工,社会有契约,农民尽自己的本分种好田地,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至于饿死,已经是对社会尽了最大贡献与最大责任。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诉我,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甚至包括我谈到的乡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国的外交上,我们见得还少么?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
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
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
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
没注意到么?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需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2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早在两年前,我曾酝酿为这本书写一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当时我驾车回到小堡村过中秋,接下来就一路东进西突、曲折北上,往返约四千公里。
遗憾的是,近代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WG三次洗礼,至今只剩下26个天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已是幸运。而当我走上其中一间的木质楼梯,竟然有些恍惚,只觉得一切似曾相识。那样的楼梯,那样的雕饰,那样的阳光,那样的气息,让我在楼梯间闭目良久,直至昔日重来,终于想起幼年住在大姑家爬楼梯时的情景。
大姑离我家只有五六里地,小时候我常去她家玩。当时姑父家的三兄弟和另一户人家合住在一起。那是土改“铲富填贫”时分给他们的一个大宅子。毫无疑问,这也是我在乡下偶尔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它上接天,下接地,宅子的中间还有个难得一见的天井。我的童年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
不过,虽是地主,据说也只是刚刚起步,换在今天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富二代”。待被抄没了家产,他的老婆也就是通常说的“地主婆”吓坏了,躲到山上,没几天就找棵树上吊了。而这“地主”虽然没被立即处决,但也很快病死了。
与此相关的新闻是,近些年在江西活跃着不少古宅贩子。他们在乡下购买古宅,通过拆解、修缮和异地重建,好的一转手能赚上百万元。而有关这些古宅的记忆自然在它们原有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了。
在欧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国人能看到什么?在这个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时代,过去是几代人盖一座房屋,守一份祖业,而现在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不是房子被拆就是急着换个更大的房子,将来又能有多少关于房屋的记忆留给子孙后代呢?更别说,今天的高房价已经毁灭了无数年轻人的生活与梦想。
几千年文明延续至二十世纪时,这片土地不可能是一穷二白,中国农村也不可能完全赤贫——这个念头在我走进胡适先生留在绩溪上庄的老宅子时尤其强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而且,我们在继续失去,有的甚至比过去还更严重。
3有故乡的人必须心存敬畏
相较于城郊或矿区农村来说,小堡村人或可说幸运,因为它既偏僻,又无资源,至少短期内不会因为城市化或者工业化而沦陷。然而这些年,我的内心却越来越感到不安。
而且,就在大连人为反对PX项目而散步一两个月后,县里有63个化工项目集中签约生产。我在网上看到当地有些年轻人为此消息振奋,认为它们势必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大发展。可问题在于,在此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当政府的GDP冲动和企业的创收冲动合而为一,当环保部门甚至进不了污染企业的大门,谁来确保这一片锦绣河山不重蹈各地发展饮鸩止渴的覆辙?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受污染稻田范围至少在千亩以上。尽管某有机硅厂每年都会对受损村民以“污染补偿费”之名进行补偿,可低廉的补偿费无疑是杯水车薪。村民更要问的是,受污染的稻谷是否可以安全食用?而记者也不忘向我感慨,以该有机硅厂为龙头发展起来的有机硅城,里面有几十家中小化工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监管更难,如果监管失控,这个化工城就会成为定时炸弹。
这些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可谓层出不穷。2011年,云南陆良铬渣倾倒事件引起网民的关注。在被遗忘的兴隆村,依然有癌症病人在吃臭虫治病,村民称近10年共有37人死于癌症。
据我查考,这段在网络上改头换面,广为流行的话是作者从《荀子·王制》或《尉缭子·战威》那里借来的。虽然“版本混乱”,不难看出的是,无论早在春秋战国、明王朝,还是现在,人们对“王者之国富民,无道之国富国家”等藏富于民的思想总会有着强烈的共鸣。
即使是在今天,一些城市开始借助网络完成散步,试图“遇见可说服的市长”,大多数有责任心的农民依旧只能散兵游勇地抗争,或像安徽蚌埠的村民一样继续“有组织地下跪”,跪请环保总局检查组的官员前来治污。
“比萨斜塔不会倒,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会长高。”经济学家赵晓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发展的忧虑。为了各自的故乡还能回得去,还请这个时代忙于建设的诸位记住这句话吧。有故乡的人知道如何热爱并捍卫属于自己的土地,有故乡的人知道在他人故乡中看到自己的故乡的命运,有故乡的人必须心存敬畏。
4“中国不亡,有我”
人不能永远活在忧虑之中。在结束这篇文字之前,让我继续说一些感恩的话吧。
感谢编辑王光灿的一丝不苟,感谢他与我谈起上学时在河南上蔡县附近随处可见的农民卖血队。这个细节让我又一次想起那群被遗忘的人,更意识到本书中所写的农村及其伤痛,不过是中国乡村微不足道的一角。遇上光灿这样有耐心、有学识又有社会关怀的编辑是作者的福气。
我要感谢的名单还有很长,恕未一一列出。
我像他一样相信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自己不想要的生活;相信人不能欺骗,因为你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的离去,我实在没有理由为他哀悼,因为我活得还不够尽心尽力,不够全心全意,因为在他面前,我的惭愧多于悲伤。
“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许多人都记住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句台词。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生与死都是同时进行的。生是一辈子的事,死也是一辈子的事。从这方面说,我很庆幸看到我的故乡以及这个世界,虽然时刻经历着衰朽与死亡,却也时时在生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万物生长的过程中来。
我相信,即使我不能阻止一些美好事物的离去,我还可以做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影片《入殓师》里的大悟一样,回到故乡,领悟生命的真谛与尊严,让那些逝去的人与事,在我的回忆里获得温情与敬意。我相信,即使故乡沦陷,我仍可以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度过一生,因为我的一生都在为那个美好世界而努力。
(来源: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后记,作者:熊培云。仅供学习交流,图文如有侵权,请来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