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一家国家级科研机构讲课，我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不打破官本位就无法平衡社会利益关系，更要害的是不能提升全民族精神空间和价值追求，改善人文科技素养，因而也便不可能推动科学文化创新，走到人类文明前列起引领作用。
道理和逻辑极其简单，基于职能和功用大致可以将社会划分为政、商、学三大领域，商界（实业）创造财富，科学文化界创造科技人文成果，政界既不创造财富亦不创造科技人文成果，但其进行的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因为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分配权，而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商学两界。
社会总要进行职业分工，因为文化传统基础上价值观与利益分配等原因，我们社会大众在职业选择乃至人生选择上大幅倾向于官道，这显然合乎逻辑，也拥有坚实人文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倾斜度不能过大，尤其随着国家和社会进步，在走过“找饭吃”阶段后，应当向“后物质主义”迈进，即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至少精英阶层应如此。只是从优化社会管理，保证社会和谐度看问题，亦不应鼓励太多人往官道上挤，导致千军万马赴公考，给人利益分配失衡，价值观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感觉。
其实，社会机制优良与否主要反映在动态平衡，其核心在于优秀人才较为均衡分布于三大领域。如果优秀人才过多过度集中于官场，科学文化与经济两大主战场的发展能力必受限制，尤其参与世界大循环，形成比较与竞争之时。我国在科技领域长期落后于人且总被“卡脖子”，就是众多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
看一下中国封建史或科技史，总体看我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与诺大民族的漫长文化史不匹配，特别是元明清这700年，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出了问题，导致优秀人才几乎全部集中于官场。
相对应的是世界上科技文化创新力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将当官看得至高无上，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利益分配，将人才大致均衡分配于政商学三界，又由于每个人的选择不是屈从于社会畸形价值观，而是基于兴趣爱好，而将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这也是人们反复提及的，如果某某人生活在中国会怎样？亦如“钱学森之问”。
对于上述看法或许有人质疑，文化科技界名流云集，这不反映出大批优秀分子集中于此吗？不能！纵使知识分子群体整体能力水平再下一个台阶，仍然会有一批人被推崇，甚至涂抹成国际级大师，就如同人们热衷谈民国大师或当代国学大师，总体看不是国际比较，而是自己和自己比较。真要比出水平，关键看有没有影响乃至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科学和人文成果。
至于当下难以产生伟大的科学家和人文大师，在于我们的科研教学单位都是官场运作，稍有成就者便给个一官半职，以示肯定和奖赏，而这里的官位并不是学职学衔，而是遵循与党政机关并无二致的规则和程式，从此其科研和学术发展基本划上句号。
那么作为社会主战场的商场抑或公司企业会不会集结一大批顶尖人才？不会！依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经济领域从来不是主战场，而是政治或权力的附庸。即使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下海”，也不是商界（企业）社会地位大提升，而是功利主义或拜金主义的阶段性反映，否则就不会很快“上岸”。
最后作两个结论性判断：其一，中华民族的智商很高，但历来被引偏而做大量无用功，且从未作出纠正。其二，中国人口红利远未穷尽，只要实现制度设计与利益分配上的大幅优化，同时全民族在精神境界和价值观上实现与人类文明同步提升，更大潜能必定激发甚至爆发出来，这时才敢言中华民族走出更远攀登更高。
总之，既然“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那么，就应作出扎实努力，尤其从政治上突破，保证以更为优良的条件奠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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