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残雪全家合影。左二为残雪，左三为残雪的哥哥，著名哲学家邓晓芒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们家遭遇了57年反右以来的第二次大难，父亲挨批斗、遭到监禁和毒打，母亲被下放零陵“五七干校”折磨得九死一生，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已有四人下放农村，只有小妹妹残雪一直赖到有了“身边无人”政策（即父母年老身边无人照顾者可留一个子女不下农村），才获准留城。

▌荒诞的时代，埋头于读书

1969年，她16岁，我21岁；她在城里蜗居于一间六七平米的杂物间，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但不约而同地，我们几乎同时开始埋头于读书。

那一年我回到长沙，忽然发现我这个妹妹已经长大了，她和我谈她看的书，大量的是小说，还有哲学，我恰好也正在如饥似渴地搜寻这些书。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我发现她的有些见解很是独特，是她经过自己脑子思索而得出来的。

我们相约保持通信，交流心得。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写长信，动辄就是十几二十页，主要讨论哲学问题。当然那时我们看的哲学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

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来信说，她要把哲学放一放。我当时觉得，那些枯燥的理论对于一个女孩子也的确是太勉为其难了，也就由她去了。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主要是文学书。她在城里结交甚广，与下放各地的知青也有来往，能够借到当时流落到社会上的各种“禁书”。

▲残雪

▌从车间里走出来的先锋作家

残雪后来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当铣工，整整八年，由于她倔强的性格，受尽了底层社会的欺凌，也充分见识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由于她天性的善良，也由于文学书读得多，她仍然保持了对这些具有劣根性的国民的形而上的悲悯和温存。

现在想来，那八年时间对她来说恐怕既是不堪回首的地狱，但同时也是洋溢着生命之光的天堂。这种感觉自从她第一篇创作小说《黄泥街》以来，就是她几乎一切作品中贯穿的主题。

▲残雪在车间

如果说，我的哲学思考主要植根于十年知青生活的积累，那么她的文学灵感则有很多来源于八年街办工厂对她的熏陶。

她后来因结婚生子而退出街办工厂，继而自立门户开始学做裁缝，成为一个老练而世故的生意人，其实骨子里她仍然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天堂”中，一刻也没有失去生活的兴致和目标。

1983年，她带着自己的处女作《黄泥街》初稿来到武汉大学，与我的研究生同学和朋友们见面交流。那时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正在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她的作品还带有不成熟的模仿痕迹，主要是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很深。

然而两年后，我再读到她的修改过（重写过）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

我当时对她说，这部作品恐怕在十年内没有发表的机会，而且搞不好“要杀头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就在几年前，《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就被判了死刑，“四人帮”倒台才留下了他一条命。

但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1985年，她发表了用同样怪诞手法写成的《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年就先后在《中国》杂志上发表了《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一时间，人们纷纷在谈论残雪的作品，把她归入“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

这种说法只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残雪的确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她还真是读进去了（为此她专门写过一本论卡夫卡的书《灵魂的城堡》）。

▌痴迷于外语，形成自己的文学理念

我由此终于明白了她当年为什么那么痴迷地自学外语了。那时我对她的痴迷很不以为然，当时正是她从厂里退出来，又还没有决定学裁缝的时候，她带着孩子，每天晚上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居然不久就能够去中学代英语课了。

▲残雪和她6个月大的儿子合影

我觉得，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在外语上，不如多读点正经书。但事实证明，她的工夫并没有白费，这么多年来，她看了大量的外语原版书，并且具备了直接与外国朋友交流的语言能力。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她一直保持着每天两个小时外语学习的习惯，已经能够在网上与国外的评论家用英语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

但她的文学风格绝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或先锋文学，她是用自己在中国大地上体会到的生活去吃透西方现代文学的神髓，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道路。

她的小说中没有任何赶时髦或模仿的倾向，初看起来你可以说似曾相识，但读进去了，又说不出有哪一点是别人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和现代艺术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它把读者带进了人类精神的一个更加深邃的层次。

▲残雪

▌她的艺术精神，已达到了哲学境界

经过二十多年持续高产的、甚至有时是“井喷”式的创作生涯，残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自觉。在作家中，她除了风格独特之外，一个极为罕见的特点就是她对于自己的文学行动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对自己的作品和她所欣赏的作品做出远胜于一般文学评论家的评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作家评论自己的作品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作家在创作时是非理性的，即使在没有创作时，作家的理性也是不够的，过于理性的人当不了作家。

这种观点对于绝大部分靠非理性创作的作家来说是合适的，几乎是一条定律。然而对于残雪来说，这条定律就失效了。她是一个既有非理性的创造冲动，但同时又有极为强劲的理性控制力的作家，只不过她的理性在创作中不是介入其中直接支配其写作，而是居高临下地遥控和激发，有时还需要与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交手搏斗。

人们惊奇地发现，只要有必要，残雪在创作中可以随时停下来，处理日常的俗务，然后又重新投入创作的心态之中。她的理性始终牢牢控制着非理性的生命力流动的方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艺术精神在最高层次上已经达到了哲学境界。

在文学史上，达到哲学境界的文学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据说歌德的《浮士德》写作跨度前后达六十年），都是有可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精彩评论的，托尔斯泰如果不是过于偏执的宗教倾向，也有这个能力。但他们那个时代不兴这样做。

只有到以卡夫卡为标志的现代文学的产生，这时作家才无形中踏入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即文学与评论的一体化。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自己艺术创作的一种“创作谈”（如《城堡》《地洞》《饥饿艺术家》《歌手约瑟芬和耗子似的民族》等等）。

残雪则达到了对这种时代精神的自觉。她第一个起来解释自己的作品，只不过这种解释扑朔迷离，没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和哲学感悟力是读不懂的。

▲残雪与哥哥邓晓芒

残雪的创作精神只能从西方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并且一旦成长起来，也能够到西方文学史中去发掘新的生命活力。

她的做法就是剥除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神秘主义外衣，将里面的哲学意味揭示出来。由此，整个艺术史就都成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史和深化史，成了人类对自身及其与大自然的同体性的认识史。

残雪的“新经典主义”还只是一种正在建构中的文学理论，里面还有很多具体细节有待于探讨。但我相信，由于残雪作为一个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多年来对自己的内心不断反思和钻研，以及她对文学与哲学的相通之处的天然感悟，再加上她对高深哲学的极大兴趣和学习的毅力，这一理论必将在当代文学的国际视野中打开人们的眼界。我也愿为这一理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文选自领视公众号文章，作者：邓晓芒。仅供学习交流，图文如有侵权，请来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