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的是非：100年前梁启超与蒋百里的一场对话

2023年8月12日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国民性批判以及国民性批判的批判，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我没有考证这样的争论，是否跟欧美学术界和思想界动态密切相关，因为他们曾经就制度决定论（比如德尔蒙德、诺斯、R.P.托马斯、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等）、技术决定论（比如马克思、凡勃仑、库兹涅茨等）、环境决定论（比如贾德·戴蒙、亨廷顿等）、文化决定论（韦伯、博厄斯、怀特、戴维·兰德斯、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埃迪加·曼格尔等）以及基因决定论、素质决定论和中国人最熟悉的经济决定论等观点都有过探讨和争论，但在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后，制度决定论确实成为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韩东屏教授甚至在《制度的威力》中，直接提出制度决定历史，决定社会，决定生产力，决定国家，并毫不犹豫地上升为一种历史决定论。伦敦经济学院的邓钢教授在2020年清华大学所做的《中国经济史的制度决定论》的讲座中则干脆提出“制度决定一切”的观点。

在制度决定论者那里，包括国民性在内的文化决定论以及其他决定论，自然都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同理，在其他决定论者的眼中，制度决定论也当然被作为批判的靶子。我不想就这些争论做评判，因为我本人并不愿意在这种决定论的范畴内思考问题，但我今天的确要翻出一百多年前的一段历史，并以梁启超和蒋百里的争论为切入点，让各位检验一下今天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言论界和微信界发生的诸多争论以及由此映照出的认知水平、表达能力等有没有进步。

话说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并接连写作了20篇系列政论文章，构成《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民说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创刊号上的《本报告白》做概括，其中写道：“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中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开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之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洋，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辞费也。本报为中国前途期间，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与这段告白相结合的，是梁启超在“绪论”中的一段话：“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能犹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过能犹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再来看他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中的一段话：“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惜。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尤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尤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无新国家？”

这几段话，可以再简单概括就是，在大清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梁启超给出了由“新民”而“新国”的路径思考，而且是具有保守特点的路径思考。同时，梁启超这里的“新民”，用另外一个术语代替就是各位更加熟悉的改造国民性。也就是在他看来，中国人普遍的“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群盲”、“群聋”、“群怯”、“文明程度低”，所以必须要改造提升，否则就不会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

梁启超

必须声明，这里的“新民”，并非是梁启超的首创，因为至少严复在1896年的《原强》中就提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或者说，当1902年梁启超大力倡导新民说，是沿着严复在《辟韩》《原强》等文章的思路继续前行，尽管我们也需要知道他深受保守主义政治学者伯伦知理（也译为布伦奇利）的影响，才坚定了这样的思想。

也必须声明，鲁迅、胡适等人在五四时期批判和改造国民性，虽然是基于袁世凯和张勋两次更改国体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日本和欧美文化，但是也与严复和梁启超两位前辈此前的拓荒奠基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鲁迅和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呐喊所为，不过是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说在民国时期的升级2.0版本而已。

那么，这里我要顺便提醒一些自由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当你们在极力批判和否定鲁迅、胡适的批判和改造国民性时，别忘了也要带上严复和梁启超，因为他们是罗刹国的“一丘之貉”，是薪火相传的同门师徒。尤其是当你们以严复和梁启超作为文化保守的价值参照点，去批判鲁迅、胡适等及其反传统、改造国民性的话题时，要避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面对新民这个路径思考，不管是现在还是当年，都有人不同意。比如1903年10月、11月的《浙江潮》杂志第八、九期合刊，发表了署名为“飞生”的商榷文章《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这个飞生，今天我们都知道是蒋百里曾用的一个笔名，也是《浙江潮》杂志的编委和创办人之一。

蒋百里

蒋百里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流行的“二大学说”进行了评议和批评，也就是新民说和立宪说。为了行文的连贯，这里先介绍蒋百里是如何反驳立宪说的。

晚清时期的立宪说，显然是基于大清国政府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立宪政治的体制内改革，这在当年算是要求变革的主流声音。对此，蒋百里质问道：“曰中国之存亡其果立宪不立宪乎？曰今日之政府其果能立宪乎？曰立宪即可以求和平乎？”蒋百里的三问，事实上是1905年章太炎、黄兴、孙文等革命派与梁启超、杨度等改良派之争的提前预演。也就是，蒋百里等革命派对大清政府完全失望，并不寄希望于体制内的立宪改良，而是要先推翻这“根本腐败”的“病国”政府，而且必须使用“空前绝后之手段”。

蒋百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戊戌变法以流血止，庚子事变是以“保皇”结束，他说“政府今日其所以宁断送四万万财产性命于异族”，只为“保稳其几只饭碗头耳”，所以不革命推翻政府就不可能换得和平和立宪。他还针对改良派期待政府改革立宪的观点批评说，大革命前的法国政府也有议会，而结果议会成了大革命的媒介。今日的大清国，民生艰难，政府财政紊乱，种族隔阂，民众没有言论自由，这些问题都会酝酿社会大乱，即使和平立宪了，也不过是大革命的媒介。他还举例说，就是大清国最可以效仿的日本，1874年不也是出现了下野政要江腾新平所领导的“佐贺之乱”的暴力事件吗？所以所谓的和平立宪，不过是“隔靴搔痒”的谬论。

对于暴力推翻大清政府的手段问题，我不想多发表意见，因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今天再去谈论过去时的历史意义不大，尽管这样的问题换到民国的很多时期都值得探讨。

第二，来看蒋百里如何反驳梁启超的新民说。他首先针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的“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等论，直接挑明说自己“最不敢赞同者也”。因为国民性是千年积习而成，“一旦而欲改革之，固非一议论之所能奏功，亦断非十年、数十年之所能见效”。他还说“新民说者，史论也，非政论也；教育家之言，非新闻记者之言，”“揆之理论而通，合诸事实而违者也”。

显然，蒋百里意在表明，自己并非是不赞同新民、改造国民性，因为他知道欧洲各国的情况社会改良后国家就能变化，所以他承认“社会者国家之母”，新民的主张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他的反对，只是在实践操作层面和功利心理方面认为不可行，因为时间太久，眼见的看不到希望。这一点，与时下中国的制度决定论者们否定国民性改造，是不同的。

我想，蒋百里的担忧心理很可以理解，也代表了很多中国人，毕竟人生百八十年，为那看不到希望的目标去努力，是有些不划算，甚至还有点愚拙，所以中国人更聪明地选择了“过好今生”，然而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看一下，比如以300年或3000年为限，就会发现，昔日的先辈们并没有过好他们的今生，而且作为后代也没有过好今生，甚至回看一下更长远的历史，情形好像从来不那么乐观。比如就以梁启超当年看过的历代人口统计数据表说，每一次改朝换代或社会大动荡，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据都是断崖式的下降，几千万、几个亿的龙的传人，如草芥一般地变成冰冷的数字，然而每一代中国人都继续追求急功近利和弯道超车，痴心不改。更有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振振有词质问：看看欧美国家，有哪个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如此割裂和拒绝传统？对此，很多人提出疑问，因为虽然都是传统，但传统和传统是不一样的。

具体到蒋百里所处的那个时代，至少当年在他看来并不如人意，为此他痛心地说：大清国过去的“百年来政治之改革，痕迹显然，而社会改良则至今尚百口沸腾而莫得其端倪”。他的意思是说，大清国政府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虽然没有多少建树但还是有一些印记的，而相比社会改良方面，则乏善可陈到比政治改革都不如，所以，与欧洲不同，大清国只能是“必有政府而后可得新民”。这里，蒋百里的思路更明确，那就是他不赞同梁启超的那种没有时间节点的自下而上的新民，他要看到由新的好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立竿见影的新民效果。

这种以政府为依托、为先导的观点，显然是看到了公权力或政府的巨大作用，也看到了可见的有用的社会功效，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制度决定论的先声。问题是，即便有好的政府，如何主导教育和新民呢？比如梁启超所说的以“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到底是以传统中国价值或国学为主，还是以西方价值或西学为主？是以西方传统的基督信仰为主，还是以无神论、性别自我定义的唯自由论为主？作为政府层面，如何来取舍、权衡类似的诸多社会性问题呢？当然更优先的问题是，如何能有这样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呢？即便是暴力革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喊几句制度决定论就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蒋百里针对梁启超的只知责政府不知责自身甚至“委弃其责任”的观点反驳说，“国民者对于国家而负其监督政府之责任者也”，大清国恰恰不让国民监督、批评，才退化成今天这个德行，因此将责任“归乎其民，归乎其民族之性质”，“不可不注意”。

关于这一点争论，蒋百里言之成理，但事实上与梁启超并无分歧，因为《新民丛报》的“本报告白”中已经点明，这份报纸和刊发的文章“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辞费也”，意思就是目光不放在政府那个层面，也就不去过多计较政府的失责，而将目光放在国民身上。这是一种有所为的偏重，而不是不见泰山的无视。或者说，蒋百里所说的“中国之亡其罪不能不归之于政府，国民之不责政府国民之罪也”，梁启超也是认同的。

当然，蒋百里的关注点更集中在政府层面，所以他对梁启超的偏重于民非常不满。但是他可能当时不知道，1899年和1900年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曾经一度非常激进地资助唐才常武力勤王，曾经前往北美筹款举武装大计，还在夏威夷时给孙文的信中写道：“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在给大清驻美公使伍廷芳的策反信中他又写道：“弟横滨实已与孙逸仙会议妥定，一切预备清楚，举事之期不远矣。今英国有事，欧洲列强皆被牵动，正我中国自立之时也。广东毫无兵力，岂足以敌我等。我等合许多人为一心，合许多人为一会，其成功十九八九矣。”尽管后一封信有策略公关的一面，但是他实实在在地为准备起事的唐才常筹款是有史可证的。

至于国民责任的追究，蒋百里也并非反对，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说：“吾国民者，自古以不担责任闻于天下者也。当鼎革之时，衰乱之际，则悉归其命于天，故夫国之亡也，则曰：天实为之，我独奈之胡哉！”“睹此蚩蚩攘攘者，冥焉若游梦，教之而无术，呼之而不醒，夫以愚蠢如我民，而教之无术，呼之不醒，则焉有不伤神短气，而为之心灰焉哉。”这一番批判国民性的感慨，是切中中国国民之文化品性的，不但那时而且适用于这时，甚至可以说千年未变过，堪称无敌国粹。即便其中与某些国家的国民性有趋同之处，比如熊培云兄的理性“一次次告诉”他说：“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这样的“委屈”，身为中国人，的确可以进行这种共情，但我更支持蒋百里所描述的那种国民劣根性，并将反思和批判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而不是推给别人，在我看来也是正视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正如胡适所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

蒋百里商榷的文章发表不久，梁启超就看到了，并且在11月2日很“乐闻”地做了《答飞生》的回应。

首先，梁启超针对蒋百里的“当教以变少数短年易之政府，而不当教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回应说“此其言似也”。因为自己“曾亦思欧美民族，皆能自变置其恶政府，而吾民独不能者，其原因何在乎”？接着他将二人的分歧先有新民然后新政府和先有新政府再有新民，做了一个类比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梁启超的回答是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英雄和时势相互造就，如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梁启超的意思是，新民与新政府并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成就，为什么非要强调一点而反对另一点呢？引申一下可以说，为什么意识到政府、制度的重要性，就因此要反对和否定国民性批判呢？这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的思维，恕我直言，实在也算是一种国民性。

然后，梁启超先是玩笑式地说：“飞生欲直接以新彼政府，我之欲此，谁不如飞生。”接着自问自答道：“飞生何以能做此想，能作此言？则以飞生固己自新者也。使飞生而为十年以前之飞生，则政府之恶纵十倍今日，而乌能新之。使四万万人而皆如十年以前之飞生，则政府之恶，虽百倍今日，亦谁与新之。然则新民之为缓为急，可以见矣。”这段话，是很富有成效的回答，其中的潜台词是，你蒋百里现在有资格说不需要新民而直接新政府了，十年前呢？你那时能分辨大清政府是邪恶的并有“新”政府的意愿吗？的确，对于从小接受大清国教育的蒋百里来说，一定是摇头晃辫地备战科举，时刻准备着做大清的接班人。如果不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严复的《辟韩》《原强》、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中外纪闻》《清议报》等媒体刊载的文章的影响，时年20岁的蒋百里无论如何都不会走上反抗大清朝廷的道路上。这一点，梁启超完全可以摆一下老前辈的谱，而蒋百里也就真得认这个账。

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梁启超接下来反驳了蒋百里所谓的如果大清国像日本那样完成明治维新则新民说就可以为“根本理论”的观点，他说：“以鄙人所见，则正反是。”因为如果新政府确立了，而那时新民完全靠民自新，政府岂不是推卸了责任？或者如果政府还是旧政府，即使一时变新了，也还是完全指望不上，新民还是要靠民自新。既然如此，何必要等到新政府成立再新民而不是先新民再新政府呢？

接着，梁启超针对蒋百里的只要新政府无须新民的观点反问道：“试问非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而孰从而变置之？”这话的意思是，改变政府总需要具体的人来承担吧？而且人数不能太少，否则清政府查封报馆让你话都不能说，甚至让别国海关参与协助抓人，连后续的补给人员都没有，还谈什么“变置”政府呢？而且，这些具体的参与人，是否需要先新一新呢？人若不先新，且新到一定程度，怎么能变旧政府为新政府，然后有资格去新民呢！前门赶走狼后门迎接虎的案例，在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

反驳到这里时，梁启超回应了蒋百里批评“新民说是本末倒置”的观点说：不新民而先谈新政府的观点才真正是本末倒置，新闻记者的责任就在于新民。

各位是否注意到，1899年、1900年还在积极奔走鼓动革命的梁启超，为何在1902年这短暂的时间里，就由暴力革命论走向了和平的新民说了呢？

梁启超在答辩文章中说：“吾向者固亦最主张‘鼓气’主义，乃最近数月间，几经试验，而觉气之未尽可以恃，气虽扬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与之相应，则不旋踵而（病）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此前是暴力革命推翻政府论者，所以为此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包括筹集款项、撰写文章呼吁等，但是实验了几次后发现，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并不能奏效，而且还会造成副作用，他引述了一个朋友跟他讲的话：“自《苏报》学界风潮一门，不能破坏一书院，而惟破坏许多学堂。自东京学生运动之义倡，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赢者几何？”“故鼓气主义者，药也，而非粟也。药也者，当适其时而用之，日日而药焉，治而已矣。”

梁启超在这里似乎说明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也以具体的事例说明了自己的思考，意思就是放弃短期的激进的手段，改为长期的稳健的手段，但他并没有在文章中将其思想的转变交代清楚。

比如1903年10月4日，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发端”中写道：“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学说，则卢梭学说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疗，然药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药证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法国革命，开百年来欧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种子实卢梭播之。卢氏之药，足以已病，无疑义矣。近则病既去而药已为筌蹄，其缺点率见是正于后人 。谬想与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为讳也。”对照这里的“药”、“粟”、“已病”等表达，与他在《答飞生》一文中所说的“药也，而非粟也”属于同一种理论背景。

顺便说，梁启超的这个认知，不久得到黄遵宪的赞同。他在1904年写信给梁启超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梭、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

当然，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故以此论药欧洲当时干涉过度之积病，固见其效，而移植之于散无友纪之中国，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偿否也。夫醉生梦死之旧学辈，吾无望矣。他日建国之大业，其责任不可不属于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顾已往往滥用自由平等之语，思想过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组织一巩固之团体，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诚有如近人所谓‘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者。以此资格而欲创造国家，以立于此物竞最剧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恶因虽种之薰之在数千年，不能以为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为一学说之罪。顾所最可惧者，既受彼遗传之恶因，而复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后而傅之翼也。”

明眼的读者肯定会发现问题，因为《新民说》是发表于1902年，而这篇文章是发表于1903年，怎么可能是后者影响前者呢？是的，这样的质疑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早在1899年4月10日，梁启超就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文，直到10月25日。据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的研究，这个连载，是借助日本学者吾妻兵治的古汉语译文，而此前台湾政治学者张佛泉认为是梁启超自己翻译的。那张佛权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起因是梁启超因为太看重《国家论》了，所以在1902年将其合集出版，标明是“政治学小丛书第一”，还署名译者“饮冰室主人”。

那梁启超为何这么看重伯伦知理及其《国家论》呢？因为当时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时非常看重他和他的著作，比如他的《国家泛论》一本书就有三个译本，所以狭间直树曾在2000年的论文《梁启超研究与日本》一文中说：“伯伦知理是德国的研究国家学方面的大家，其著作在日本可以说构成了明治国家体制的基础性文献。”

那伯伦知理为何被日本人重视呢？因为日本那个时期也正处于反思和批判国民性的思潮中。而且这个思潮不但影响了梁启超，也影响到了鲁迅和他的同学钱玄同等一大批留日学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时期因为接连出现两次复辟——更改国体时，他们自然地就批判起了国民性。当然这一批判，让林毓生、马勇、邵建、贺仲明、熊培云、张雪忠、马国川等一大批自由派学人不干了，也让从自由主义者华丽转身的摩罗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等新左派不干了，也包括写小说的冯骥才也不干了。他们齐声说：国民性批判就是伪命题，就是眼斜找错了批判对象，就是居高临下的歧视，就是西方中心观和后殖民主义的体现。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好感，但我知道其中的一些人的确在文章中有意无意地表达过好感。为此我有些困惑，他们是不知道日本维新时也有过国民性批判呢，还是只喜欢看日本人批判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批判中国人？我想此刻，各位可以计算一下鲁迅的心理阴影面积。

我要补充一点，尽管梁启超以善变著称，但是新民的思想持续很久，比如在1911年11月，也就是辛亥革命进行之时，他在名篇《新中国建设问题》中，涉及是否要学习美国共和政体和总统制时就写道：“美国幸而为清教徒所建设，道德较优美，自治之习甚完，全国仅两大党，故虽剧争而不至召乱耳。不然，其有以异于中南美者几何也？若中南美，则大统领之权愈崇，人之欲得之也愈甚，而其人民又乏自治之素养，缺政党之训练，争之不已，惟力是视，卒成为军人政治，前后相屠，国家永沈九渊，累劫不能自拔。呜呼！我国民而妄欲效颦美国也，吾惧此祸水行滔没吾神州也。彼诸国大率仅比我一郡，其元首比我古代一小侯耳，而惨争犹若彼。今若以四万万人之投票决此一席，再益以各省联邦首长，亦用此法决之，则其惨剧之比例，又当若何？言念及此，可为寒心。”

梁启超持续新民的思想这么久，是个持续的现象和历史，比如就在1903年，他还发表发表了《论独立》一文，其中写道：“国者积民而成体者也。国能保其独立之威严，必其国民先富于独立之性质。我中人以服从闻于天下也久矣，两千余年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以服从为独一无二之天职。抚我而后也，固不忍不服从，虐我而仇也，亦不敢不服从。但得他人父我，则不惜怡色柔声而为之子，但得他人主我，则不惮奴颜婢膝而为之奴。一若无父主之枯恃，则孤儿逐仆，将伶仃孤苦不能自立于天地。养成服从之习惯，深种奴隶之根性。”从“国者积民而成体者也”这一句可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说法是“国也者，积民而成”，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

关于中国人缺乏自治的认知，梁启超不仅是针对大陆中国人，还包括居住在北美的华人。这一点在他去北美时写下的《新大陆游记》中多有触及。比如1903年他在游历北美时总结了华人的四大缺点：

其一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

其二是“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然以历史上之发达观之，则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源。......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

其三是“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他的解释是：“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

其四是“无高尚之目的”。这一点大概梁启超最为痛心，所以他说“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他还总结了泰西人高尚之目的体现在“好美心”、“社会之名誉心”，“宗教之未来观念”。为此他评说：“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此不徒海外人为然也，全国皆然。”

梁启超的观察是否客观？或者假定他的观察符合实际，那么现在那里的华人改好了没有？融入真正的北美社会和文化中了没有？这个话题恐怕需要北美的华人给出具体行动才是。

梁启超思想转变以及包括国民性批判的文章还有很多，比如《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服从释义》《论俄罗斯虚无党》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我要说两句话算是总结，一句是，不管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符合我们的观点和情绪，但我们都应该自我省察自身是否存在那些问题。如果存在，不管是中国独有的国民性，还是世界人具有的共通性，都需要改。而且也不用那么玻璃心，扇风就点火，不是有句中文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第二句话是，中国人如此看重制度构建，是值得高兴的，这比甲午清日战争前的知识精英们有很大进步，但同时是否也可以考虑与国民性批判并行不悖？双管齐下是否比一条腿走路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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