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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在一次演讲中，收到听众席上的一位学生举手提问后，史蒂芬·平克稍加思索，给出了一个精彩而深刻的回答：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时，你是在为你的信念寻找理由，也就是力图用理性的方法，来发现和证明那些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

“当我们对他人的处境产生同情，并运用聪明才智去改善人类状况时，我们就能够取得进步，而你可以提供帮助，使这种进步持续下去。”

正是因为倡导这种“乐观的科学主义”，史蒂芬·平克在当代思想家中备受瞩目。

他给予“知识”和“理性”至高的地位，启发了著名企业家比尔·盖茨、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等一众关键人物。

在最新著作《理性》中，平克进一步给出了“乐观”的根本理由：理性不仅是一种认知美德，也是一种道德美德。

这本书不仅为诠释“理性”搭建了一个精巧的结构，揭开理性为何如此稀缺的奥秘，还汇集了博弈论、统计学、贝叶斯推理等克服思维障碍的理性工具。博学、有趣、明晰、实用，这部佳作最大的教益在于，理性的妙用，恰恰是可以审视自身——

理性应该是引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重要原则，它几乎是关于“生存、投资、成长”等问题的核心答案。

在21世纪的今天，即便可以用来推理的信息极为丰富，但假新闻、江湖郎中伎俩、阴谋论和“后真相”仍无处不在。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犯错，凭借直觉和经验作出判断，而陷入思维陷阱的例子比比皆是。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认知偏差是对基础比率的忽视。平克引用了一个典型案例来说明：

在一个深夜，某个城市发生了一起出租汽车肇事逃逸事故。这个城市有两家出租车公司：绿色出租车公司拥有全市85%的出租车，蓝色出租车公司拥有全市15%的出租车。这些是基础比率，也就是先验概率。

一位目击者说，他看到那辆肇事出租车是蓝色的，测试表明他在夜间识别颜色的准确率为80%，这是数据的或然率。发生事故的出租车是蓝色的概率有多大呢？

根据数学运算，当目击者说出租车是蓝色时且它确实是蓝色的概率是0.41，而被试的答案中位数是0.80。

被试把或然率数据看得太重，淡化了基础比率的作用，以至于得出和正确答案相差近2倍的判断。

对基础比率的忽视，同样会发生在专业人士身上。平克列举了一个医疗领域常见的谬误：

假设女性的乳腺癌患病率为1%。再假设乳腺癌检测的敏感性（真阳性率）为90%，假阳性率为9%。如果一个女人的检测呈阳性，她患病的概率有多大？

对医生进行抽样调查时，他们给出的直接答案大多为80%～90%。没错，那些我们以命相托的专业人士大部分都错得离谱。

平克认为，一种关于概率和统计的工具——贝叶斯定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解框架。

用常用术语替换代数式，贝叶斯定理就变成：

贝叶斯定理，是控制证据强度的概率法则，告诉我们当知晓了一个新的事实或观察到新的证据时，该如何修改概率（改变我们的想法）。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设定先验概率P（假设）为1%，“患者患病”条件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或然率P（数据|假设）=90%。测试结果为阳性的总体边际概率，是患病者确诊的概率（90%的1%，0.9%）和健康者被误诊的概率（99%的9%，8.91%）之和，结果为9.81%。把数值带入贝叶斯定理公式，得到的答案是9%。

对于一个潜在患者来说，9%的得病概率和90%的得病概率很可能意味着信念上生与死的差距。

这是我们在推理中常犯的错误：忽略了基础比率，而基础比率通常是先验概率的最佳估值。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学习贝叶斯定理的原因。

基础比率至关重要，忽视它往往会导致刻板印象，也会让人们对不可能的事情提出要求。当我们对生活进行反思时，多考虑基础比率的作用也会让我们活得“通透”。

我们总是期待不容易实现的目标，比如找到满意的工作，获得大奖等。如果我们表现很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就会感到沮丧甚至开始怨恨。不管我们自认为多么优秀，还是要先看一看基础比率：1/5吗？1/10吗？还是1/100？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被拒绝的痛苦就可以减少几分。

美国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提出了一个简洁的贝叶斯式论证：“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非凡的主张具有较低的贝叶斯先验概率，为了使其后验可信度高于其反面主张的后验可信度，假定数据为真的可能性必须远远高于假定数据为假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证据必须是非凡的。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相信某件事，是典型的非理性。这不就是我们鄙视的成见、偏差、教条、正统和先入为主吗？

我们可以把从当前证据中获得的后验概率，当成下一轮贝叶斯推理的先验概率，这样的推理循环就是贝叶斯更新。

在面临选择时，贝叶斯思维鼓励我们基于概率来做决策，而非绝对肯定或否定。贝叶斯公式是一个核心的工具，用于处理不确定性，更新信念，并指导决策。

平克指出，理性的倾向和知识基础超越了智力测试所测量的任何内容，例如积极开放的思维方式。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通过贝叶斯定理解决问题。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确证的信念不等同于最终的事实。

贝叶斯主义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智力谦逊”。这个理论的拥护者之一、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赫斯（Edward Hess）认为，智力谦逊是未来繁荣发展的关键。

如果说“老式智慧”是取得高分、知道更多正确答案和不犯错误，那么“新式智慧”是以一个人不断适应的能力来衡量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赫斯说：“我们必须有开放的心态，把自己的信念当作假设，让它不断接受检验，并通过更好的数据进行修正。”

克服自己反射性的思考方式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提醒自己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我更愿意做对，还是更愿意去理解？

其实，很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成功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更愿意接受反馈，并愿意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能够学习、适应并改进自己的想法或提议。

巴菲特曾说：“投资必须是理性的。”

查理·芒格也说过：“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理性”。他还有一个著名观点：当人们对某件事有意见时，通常会变得不理智。

当我们做出决策时，有诸多我们理解或不理解的因素会影响结果。芒格会如何处理这种事情呢？他会认为你应该全面了解双方的意见，否则你无权发表意见。

在考虑投资某家公司时，芒格和巴菲特会尝试与该公司的竞争对手交谈。他们会问竞争对手，“你最欣赏自己所属行业的哪些公司?”“你认为哪些公司真的很糟糕？”

巴菲特说，如果你和五六个竞争对手谈论某家公司，你就会清楚地知道哪家公司是行业中最好的，哪家公司是最差的。

“高手”的秘密，往往简单却深刻：面对不确定性，对每一个决策，都应该根据专业知识、数据、他人的建议等因素分配权重，最终做出决策。这就是贝叶斯主义的现实模型。

理性决策会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境况？《理性》引用了万迪·布鲁因·德布鲁等三位心理学家的一项实验。

他们通过收集人们的谬误和偏差实验结果，开发了一种推理和决策能力的测量工具。这个“倒霉人”量表，可以用来衡量人们对大大小小灾难的易感程度。

例如，参与者会被问到，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是否因为没有遵守衣服标签上的洗涤说明而洗坏了衣服、把钥匙锁在了车里、坐错火车或汽车、骨折、遭遇车祸、醉酒驾车、股市赔钱、打架、被勒令停学、工作一周就辞职……他们发现，人们的推理能力确实能预测他们的生活：推理中的谬误越少，生活中的失败也越少。

回归分析也表明，在保持社会经济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推理能力越强的人生活得越好。这使我们有资格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因果关系的结论，即推理能力可以保护一个人在生活中免遭不幸。

尽管可得性偏差会欺骗我们的双眼，但从经验上看，人类进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过去几个世纪相比，人类总体上更健康、更富有、更长寿、吃得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我们的生命受战争、谋杀和事故的威胁也小了许多。

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平克乐于记录这些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衡量人类福祉的许多指标都呈现出令人满意的增长态势（尽管并不总是这样或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某种力量、辩证法或进化法则使我们不断进步。

相反，大自然并不关心我们的福祉，而且，就像流行病和自然灾害一样，它常常试图把我们碾碎。

“进步”是在无情的宇宙中遭受无数挫折和取得无数胜利的缩写，是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这个解释就是理性。

在《理性》中，平克很好地代表了知识分子“辩护主义者”的立场，正如他所指出的，“与其让多数人长期遭受谬误和偏差的折磨，不如好好利用人们已经拥有的理性并进一步强化它”。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上帝掷骰子”的世界里，熟练的贝叶斯推理能力和其他形式的理性工具属于公共产品，在教育上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这些工具对于避免个人生活和公共政策中的愚蠢行为必不可少，能帮助我们优化有风险的选择、评估可疑的主张、弄清令人困惑的悖论，以及彻悟生活的坎坷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