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上世纪60年代，讲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环画画册封面

有个段子说：有人建议将“坐井观天”这一成语从教科书中删除，原因是它已不符合“事实”。因为新时代的“井底之蛙”早已不蹲在井里看天，而是背着那口“井”满世界旅行。

段子听上去有点无理取闹，但背后的道理，却戳痛了很多人那颗“玻璃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负井前行”，特别是下面这两口井：

·传统礼法体系遗留下的“文化之井”：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现实堆砌起来的“认知之井”：比如“没有事实，只有立场”“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然而，还有一类“井”，看似危害不大，杀伤力却极强：这就是“史识之井”，正因为很多人从不怀疑某些“历史常识的准确性”，才导致朋友之间聊天时，经常有“鸡同鸭讲”之感，甚至为了避免“失去朋友”，只好不谈历史。

史实有很多种，比如，关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与评价，但是，被误解最深、也几乎导致很多历史真相被歪曲的源头性的史识，则是有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基本概念。

然而，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严重误解。

事实上，“封建”从词义上，是反压迫、反专制的，与大一统的秦制相比，真正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权力相对分散，且竞争常态化，并蕴含着现代共和因子的社会”。

不过，这一误解之所以存在，还不是我们对“封建”的批判出了问题，而是阴差阳错的搞错了对象，错把秦制以来的社会当成了封建社会。

然而，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正如学术大家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所阐释的，对应的是先秦——它兴起于殷末，完成于周朝，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彻底瓦解。遗憾的是，却长时间被当作“奴隶社会”而被大众广泛接受。

总之，印象深刻的“奴隶社会”，其实对应的是学界常识的封建社会；而我们常常提到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大一统的秦制社会”。

不过，由于最早的教科书影响太大了，如果再纠正回来可能短时间会更混乱，因此只好将错就错，这才有了这口“史识之井”，但却导致了知道历史常识的人，和只会背教科书的人没法沟通。

参考《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两本经典，可以提炼出“真正的封建社会”与“秦制大一统社会”的三大根本区别。

▌权力的集中程度不同：封建社会分权，秦制集权

一般而言，将封建社会称之为专制社会的证据，不外乎“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和中央”“等级森严，特权独行”等 。

然而，这种高度集权，且权力渗透到毛细血管中的社会型态，恰恰不是“封建制”的，而是“大一统的秦制”。

秦制之下，整个社会是一座等级森严的权力金字塔。站在塔尖的，是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身”的皇帝。并且，自秦始皇以来2000年的历史，权力的集中程度与日俱增，到明朝废除丞相、清朝设军机处，登峰造极。

当然，秦制社会，皇帝不仅“总揽所有事物”，更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比如，雍正在位时，就将臣子徐俊的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视为对清朝的大不敬，最终砍了他的脑袋。

与之相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不是皇帝，而是“天子”；天子和地方诸侯不是君臣隶属关系，天子是诸侯承认的“天下共主”，但各自的具体事务，各自治理。以中国封建社会完成时期的“周朝”为例：

当周武王姬发依血缘关系、政治贡献两大要素将国土分封出去后，天下就变成了“一个天下、多个国家”。也就是说，当时姬发虽然是“天下共主”，然而，分封出去的国家，不像秦后的郡县一样，是完全听命于他的“地方”，而是充分享有“自治权”的“国家”。好比，不管他来到了哪一个诸侯国的领地，该地的臣子都没有义务对其下跪，更不用担心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瞿同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还特别提到，就算诸侯国过分渎职、抑或侮辱了天子，周天子也只能“兴兵讨伐”，而不能“一道圣旨，即除其国”。甚至到了礼崩乐坏的“周朝末期”，周天子与各诸侯仅仅只是名义的上下级，甚至有时候还要靠诸侯接济。

在中国封建社会，东周第二任周天子周桓王，曾带兵讨伐他的下属“郑国”

 ▌开放的程度不同：封建社会是竞争常态化，秦制社会是封闭常态化

印象中，封建社会另一大特点，是统治阶级为了维系其地位，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严格限制人身自由，禁止人口自由流动、经济上倡导“自给自足”，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这些依然是“秦制大一统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

秦制大一统社会的首要目标是维系稳定，因此必须压制自由竞争，所有机会都是高度封闭的。比如，绝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能获得的经济、政治、荣誉机会，都不是靠公平竞争、自愿选择来的，而往往是世袭阶层分配的。就算后来出现了科举这个“让底层有机会跨越阶层”的方式，其本质依然是给定标准答案的“内卷”。

尤其到了明清后期，当八股文被正式定为科考文体后，就连在社会中“最开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也遭遇了彻彻底底地禁锢。

而在封建社会，尽管绝大多数权力和机会依然是垄断的，然而，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常态化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封建社会称为“局部开放社会”。

比如，在春秋时，各诸侯间就是长期竞争的状态，这一方面确实导致了动荡常态化，但另一方面却造就了人才的流动，以及群星璀璨的“百家争鸣”——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出现于封建社会。有两个颇具讽刺的事实是：

·后来统一六国，开创秦制社会的大秦，其顶级人才，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都来自其他国家。

·被后来的秦制社会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也只有在封建社会，才有机会“周游列国”，找寻思想的赞助商，如果孔子生活在秦汉，恐怕会被以异端分子而清除。

当然，尽管一定程度剥开了“封建社会”的迷雾，我们也不能因其相对于“秦制社会”的优越性，而把它视为一个“好社会”。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面临“生产力底下”“技术落后”“社会动荡不安”等特点，就连中世纪后的西欧封建社会也深受“权力分割混乱”“底层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等问题。

然而，从演化的结果看，封建社会对比“秦制大一统社会”确实还有一大优势：封建社会往往蕴含“共和”的因子，而专制社会很难走出“前期超稳定、末世超级动荡”这一“治乱循环”的怪圈。

比如，透过研究封建社会奠基之作的《封建社会》一书，可发现，西欧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契约、分权、以及“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等理念，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延续。然而，无论是“中国超稳定结构”还是《秦制两千年》中反复强调的“百代都行秦政制”，无一不在证明，中国自秦制之后，一直处于“超稳定——超震荡”的单曲循环。

不过，这其中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需要回应：被称为“人类文明第一个500年”的轴心时代，无论是早期欧亚大陆，还是中华文明都处于“封建社会”，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封建走向了秦制，而西方的封建却演化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走向了民主共和？

一种解释是：中国的秦制社会，正是封建社会“常态化竞争”的结果——因为在竞争中，既有可能竞争出好的秩序，也有可能竞争出差的秩序。而秦朝之所以能崛起，正是竞争出了“暴力压倒一切”的秩序，并最终演变为塑造中国历史的“成王败寇”法则。

当然，更多的解释还包括依据东西方地理、文化、书写方式、物种等要素差异而衍生的“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文字决定论”“生物决定论”。不过，历史的走向往往是一系列主观、客观、偶然因素在相互碰撞下涌现的结果。因而，更有解释力、也更全面的解释，必须能透过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综合因素，做出纵、横两个维度的对比，最终得出一个全面，相对客观的答案。也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找到了两部探讨“封建社会”的代表之作：《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被誉为“研究西欧封建社会的奠基之作”：不仅探究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前身今世，更囊括其经济、政治、文化、心态等多层结构；而《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最突出的特点，是立足中国语境、通过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厘清了它从“诞生到消亡”的全部历程。

透过这两本书，我们可以以“比较学的视野”全面反思“东西方”不同发展轨迹的成因，告别“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线性发展”的错误认知，还可以厘清“封建社会”的种种误解，避免犯“常识性错误”，最重要的，是反思当下种种“亟需修正”的现实，寻回民族性中缺失已久的“自治、分权”等传统。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学者。《封建社会》的作者是年鉴学派奠基人，世界史坛的大师布洛赫；《中国封建社会》的作者则是“曾在大陆缄默无闻，在海外却受到哈耶克、孔飞力等大家盛赞”的瞿同祖先生。

当然，这一说法引发了无数的反驳，最引人注目的一条便是：中国无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可以跳过这一成长期，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然而，这一容易被“万人点赞”的理念，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最大的误解，更堪称现代常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

前苏联宣传画：拒绝资本主义的“陷阱”

关于资本主义，目前全世界共有3种最流行的认识：·影响力最大的资本主义：

“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却以剥削为目的”

我们熟知的那句“资本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此，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肮脏的、必然被淘汰的社会。

·经济学语境下的资本主义：“一种资本驱动下的社会经济增长方式”

在古典经济学，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语境中，往往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驱动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其中，“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是让创新、企业家精神、分工协作等成为可能的关键要素。

·《剑桥资本主义史》定义的“资本主义”：一种“开放的观念和秩序系统”。

在剑桥大学出版社近年推出的《剑桥资本主义史》中，革新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几乎所有传统观念，并将其定位为一种系统的社会协作方式、一套囊括经济发展、政治架构下的“开放秩序”。

《剑桥资本主义史》书影

在以上三种对资本主义的认知中，“剥削工具论”不仅早被学界证伪，就连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也对这一理论做了基于事实的修正。只是人们先入为主的误解依然根深蒂固，并且每当经济下行的年代，它都要“借尸还魂”，为真正导致经济衰退的那只看得见的手“背锅”；

而古典经济学下的“资本主义”虽然符合经济学常识，但却往往将其置于一种经济学视角进行考量，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往往具有的更深远、更全面的意义。而对“资本主义”的概念更有解释力，对现实和未来更有镜鉴意义的，无疑是《剑桥资本主义史》中，从“开放秩序”视角诠释的资本主义。透过阅读四卷本的资本主义史，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

·资本主义不是“剥削、压迫”的同义词，而是其反义词。它是一套“开放社会的观念和秩序系统”，上文提到的封闭社会（秦制大一统社会）正是它最大的敌人之一。

·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不是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广义的资本主义，其实是“以交易、协作为主要方式，激励人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知识财富、制度财富”的机制。因而，任何社会中，都含有“资本主义”的因子。

比如古代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都在早期对资本主义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与之相应，《剑桥资本主义史》既不是从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开始写，甚至不是从大航海、文艺复兴开始，而是从公元前1000年的东方世界开始。

·狭义的资本主义，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然而，近代资本主义也并非生产于近代，而是由封建社会演化过来的，封建主义中的自治、契约、开放，已经蕴含了“资本主义的因子”。因此，工业革命后，西方就进入了一种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形态。相反，中国从封建社会演化到秦制社会，资本主义的因子已被扼杀、锁死。

可见，从《剑桥资本主义史》提供的视角，再去理解“东西方世界为何在14世纪开始大分流”的“李约瑟之问”，其症结所在，正是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的竞争，至于其时间上的转折点，也绝非宋明两朝，而是自秦汉就已注定。

·资本主义绝非武装到牙齿的“坚不可摧”，相反十分脆弱，自诞生起一直面临各种挑战。《剑桥资本主义史》只有四卷，但却把整整一卷留给了“1848年至今”的历史，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快，也是遭遇挑战最严峻的历史。之所以将1848年作为起始年，不仅因为1848年欧洲此起彼伏的革命，更因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并迅速传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1920年8月9月的第一版第二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种种的冲突延续至今，依然暂无定论。比如，资本主义就算是“开放秩序”，也未必就是“好秩序”，因为它在扩张阶段，引发了战争。再比如，无论人们如何“美化”资本主义，依然改变不了它会爆发经济危机这一事实。

实际上，这些衍生问题虽然看似并不直接关系经济民生，但却十分必要，甚至会影响、重塑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进一步滋长对“资本主义”的敌意与反感。

而阅读《剑桥资本主义史》的重要价值之一，亦是它不仅以翔实的笔墨叙述了“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从诞生、扩张、动荡、倒退、最后重生”的全过程，更透过整整一卷回应了与当下所有资本主义相连的“衍生问题”。

·它客观回应了资本主义与战争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在扩张阶段确实爆发了战争，但从长期看，它又确实是可以降低战争频率的——因为“透过财税制度，缓解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并且自1945年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基本形成了一个“和平俱乐部”......

·它也厘清了与“经济危机”有关的诸多概念：

“看似，经济主义并发性的经济危机，确实容易引发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敌意。然而，资本主义留给人类的好处，远大于其波动以及滋生的不平等的危机。当然，每到资本主义危机时，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者，无不希望政府进行干预，然而，这与其说是为了减少不用等，不如说是为了压制异己，以及强迫投资......”(引自《剑桥资本主义史第四卷》）

当然，除了观点、视角等思想价值、学术价值、现实价值外，推荐这套书还有两个不得不说的理由：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品，恪守“所有出版物的内容、品质，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反复讨论、苛刻检查，才能得以面世”的古老传统；

·豪华的作者团队，代表了当今最高学术水准：集齐了剑桥、牛津、哈佛等名校二十多位资深学者、大家巨擘，对所涉主题有广博而深刻的把握。

在当下这个“巨变时代”，很少有人会将无知视为单纯，但大多数人却容易被简单诱惑，甚至堆积认知上的“巨井”保护自己。比如，关于本文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听的最多的，其实是下面这类：

“封建社会的剥削显而易见，而资本主义的剥削却更有隐蔽性、诡诈性，甚至将良心、亲情等都无死角地商品化、包装成剥削的借口”......

其实，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这些概念看似很学术、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我们就生活在由这些概念编织的现实之中。如果说对这些概念武断的建构，最小的风险是将本来“歪曲的事实”，升级为人们害怕违反的“规则”和“典范”，从而一辈子看不清真相；而更大的风险却是，背上由这类“错误的概念”修筑的“史识之井”，去解释现实，直到将恶魔引向人间。

因而，读书不仅可以帮我们理清概念，“不惑人”更“不受人惑”；更重要的是，关乎我们能否行走在开放社会，能否生活在文明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