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20多年前的成名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至今已经再版18次。一本研究历史的学术著作能够成为长销书，至少说明了两点：一，作者提出了与俗流不同的见解，而这些见解足以说服读者；二，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仍未过时，以至于读者屡屡产生“历史并未完结”之感。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近代转折的一个界碑，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出悲剧。《天朝的崩溃》的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悲剧的成因。

当年硝烟未散尽，一曲悲歌费长吟。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必然遭遇的一场战争，战争的结局在开战之前早已注定。

为什么鸦片战争必然爆发？从宏观层面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全球化，而18、19世纪西方国家科技的迅猛发展加速了这一全球化过程，犹如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一样。而当时以自然经济为特点的中国是不需要全球化的。非但不需要，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两种经济组织形态一旦遭遇，必然爆发冲突，当冲突无法化解时，必然升级为战争。因此，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战争，是工业时代对农业时代的战争。考诸史实，英国之所以发动鸦片战争，主要是为了推进其与中国的商贸往来。当然，英国商人当时卖给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罪恶的鸦片。

了解了上述背景，就很容易预知战争的结局。那就是，中国必然失败。

这种失败是系统性的失败，他首先表现为科技和军事的失败，这已成为中国人的基础共识。

很多人把这种失败简化为中国的大刀长矛敌不过西方的坚船利炮。简化的概括有利于形成鲜明的印象，但它往往失之粗疏。茅海建先生指出，中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因：

一．从武器装备而论，“英军当时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可以说，英军比清军领先了半个时代。

二．从兵力与编制来看，“清军的编制明白地说明了它有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观之，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也就是说，清军在投入鸦片战争时必须时刻监视、防备民众造反，因此兵力只能从各地抽调，即便在交战地区，也不能尽调所有兵力一致对外。这种编制方式当然非常不适应近代战争。

三．清朝以兵农合一为特色的募兵制及军官的产生、遴选机制不仅不能起到军事指挥中如臂使指的功效，反而必然导致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军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人民的敌人。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仅仅是因为军事上不如人吗？或者说，失败的根本原因真出在军事上吗？谁应该为战败负主要责任？一些传统文化的鼓吹者至今认为，中国败在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除此之外，中国的一切都优于西方，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真需要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负责的话，那仅仅是因为中国文化不重视科技发展。更有甚者认为，这也不是中国文化的错，我们不能以丛林原则作为人类社会应该谨守的原则，人类社会应该谨守的原则只能是道德，而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至高道德产生的根源。

文化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可以小到专指文史哲方面的思想传统，也可以大到包括一个人群吃喝拉撒的特点，它甚至可以等同于“文明”一词。

我赞同殷海光先生对文化的主张，殷先生在其晚年力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其中最基础的是器物层面，然后是制度层面，最后是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大意）。而我们在特殊的语境下谈文化的时候，主要指的是其政治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

如果我们认可殷海光对文化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根本上是文化的失败，而文化失败的重点是意识形态的失败。茅海建的书名《天朝的崩溃》直接指向的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失败，“天朝”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观念，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精确概括和浓缩。

中国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在于儒家的天下主义不能因应近代民族国家的竞争。天下主义以文化、道德优劣作为评判共同体秩序的标准，所以它尤其强调“华夷之辨”，它主张的世界秩序是金字塔形的，其本质是不平等主义。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遵奉的是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这种基于契约产生的世界秩序的基础显然是缔约各方的平等，虽然这种平等往往受到实力的干扰和左右。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显然是平等主义打败不平等主义，这一发展趋势是符合普遍的人性的。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前后道光皇帝的天朝观念是何等之强，以至于直到战败他也没有意识到失败的原因。

中国人一直把远方民族视为文化上低于中国的“夷狄”。鸦片战争时，道光皇帝君臣在称呼英吉利等“夷狄”时，在其国名的每个字左边大都要加个“口”字旁，以示鄙夷（“鄙夷”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就是“鄙视夷狄”）。

鸦片战争初始，英国外相巴麦尊就通过多种方式数次给中国发出《致中国宰相书》，但根据清朝的规矩，“夷狄”哪有这样的资格？当然，各地官员更没有接收巴麦尊来函的权利。战争爆发很久以后，清军吃了败仗，道光皇帝才谕令地方官员若收到英国方面的文书可以报告朝廷。

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决策先是剿，后是抚，最后是求和，其间尚有颇多反复。剿、抚的依据是什么呢？敌人“桀骜不驯”就剿，“情词恭顺”就抚，一切取决于夷狄的态度！

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知己知彼是先决条件，但直到1842年5月1日，也就是战争爆发两年后，道光皇帝才意识到自己对英国的情况是多么无知。他在收到钦差大臣耆英的奏折后，立即下发了一道谕旨：

此后，道光帝又令台湾道达洪阿讯问英国战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加“口”字旁）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

被打到无法招架了，才开始了解敌情，读史至此，能不怆然？！

由于盲目的文化优越感根深蒂固，不仅道光皇帝如此自大，满朝文武无不自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并不高明，主和派琦善等人也非汉奸卖国贼。茅海建通过考证雄辩地证明，清朝官员起初无一例外都是主战派，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主和派，所有的主和派都是从主战派中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出于本能，不假思索。”但越剿麻烦越大，在战争连遭失败的刺激下，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成了主和派，“主‘抚’者与主‘剿’者的区别，仅在于他是否在战区，是否负有抵御英军的实际责任。对于一名战区中的地方官来说，此非儿戏，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歌唱‘义理’的高调了。”虽然如此，顾及到整个国家都是自大狂，所以任何人都只敢报喜，不敢报忧，明明吃了败仗，还照样捷报频传，甚至有人因此而升官。

可以说，鸦片战争中，中方前线指挥官多是合格的小说家，他们编织谎言的水平远胜于打仗的水平。

文化、道德理想主义屡屡遭到现实主义的耳光，但无论是道光皇帝，还是满朝文武，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近代化。战争进行中时，道光皇帝责问臣子的话往往是他们是否还有“天良”，他要激发他们的天良。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总结出来的教训只有一条——他用错了人（林则徐）。仿佛只要臣子们有忠诚于皇室和朝廷的天良，皇帝又能用对人，军队能振作纲纪，这场战争就能取胜！战争结束后，道光下令修筑海防工事，但修筑起来的仍然是战前那堆“豆腐渣”。也就是说，连器物层面的改革都没有意识到，何况文化层面（尤其是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更生。

于是，举国不谈国事，照样莺莺燕燕、歌舞升平，人们似乎忘记了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屈辱的战争。战争的亲历者，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事后也都缺乏具有深度的反思。

忘记历史的结果是，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英法联军再次打败了中国。14年时间，中国没有任何进步，战争中犯的错误居然同前次一样。战后兴起的洋务运动的直接诱因也不是针对“夷狄”，而是为了收拾天平天国的造反！这是由专制王朝的本质决定了的，“夷狄”并不要求取皇帝而代之，所以皇帝怕的并不是远方的“夷狄”，倒是国内的“子民”，他们要是造反，随时有可能砸烂皇冠。茅海建深刻地指出，鸦片战争并不是中国人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战争，中国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卫国战争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鸦片战争中，大多数人民对战争是漠不关心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满清朝廷和英军都是压迫者，无论谁胜利，这个国家都不是人民自己的。

中国人没有总结历史教训，有人在帮我们总结，那就是日本人。鸦片战争结束后1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4艘军舰进入东京湾，迫使日本开放，此所谓“黑船事件”。鉴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经历，德川幕府选择了不抵抗，日本在此后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此开启了明治维新。

鸦片战争结束后52年，日本也成了列强，并发动了针对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再次战败。此后，日本又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

鸦片战争对中国意味着屈辱的近代史的开端，但西方列强的扣门、破门行为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开放进程。要是没有外敌的强力刺激，作为一个“超稳定系统”的中国无法摆脱其王朝盛衰、升沉的自循环老路。从短期来看，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自然是悲剧，但从长期来看，又不能不说是正剧。

对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老大帝国来说，产生“天朝”观念是很自然的。这一观念的凝结有助于共同体内的人们团结起来，形成共同体必须的向心力。“天朝”观念使人们深怀自豪感，并成为幸福感的源泉之一。但文化一旦成熟，具备天然的固化和自转倾向。当它固化以后，必然盲目自大，看不到世界潮流的变迁。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但它又反过来塑造人，所以中国有“成人”（成为一个人）的说法。当文化的力量过大，活生生的人就成了文化的奴隶。当活人墨守死去的文化教条的时候，文化就能杀死人。

“天朝”观念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封闭性，外力可以击破它的表层，但很难击破它的内核。

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半建基于文化传统，但是，什么是中国文化呢？如何才能保持中国文化的活力呢？我以为，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建构性表现为人的主动性和开放性。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人的主动性和开放性，我们的文化就能得到发扬；什么时候我们放弃了人的主动性和开放性，我们的文化就会萎缩，我们甚至会因文化吃苦头。

开放性的实质是平等的观念，没有平等观念的开放是伪开放，而只有坚持平等待人才能体现一个民族的自信，也才能赢得别人的认可。而中国人最缺的恰恰是平等精神，要做到“不卑不亢”这四个字对我们如同登天。

平等精神从何而来？当文化的土壤已经板结，如何才能让万物恢复生机？好办，“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让“天”来接手：让天上的阳光射下来，让天上的雨水流下来！“万物皆有裂痕，为让真光照入。”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天”，显然不是自然之天。当人学会敬畏天，不敢自命为天的时候，也就不会自命为天朝子民，也就比较容易懂得什么是平等了。这其中的道理，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详论过，在此就不重复了。

所谓“天朝”，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可以拿来自欺却无法欺人的迷梦。凡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

最后我想说，只有“天朝”观念真的崩溃了，伟大的国家才能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