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拿大] 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 著，盛群力，陈伦菊，舒越 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本书介绍了在学校、地区和系统中深度学习变革的实践，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１部分：参与世界，改变世界。通过讨论“为什么要深度学习”“是什么带来了深度学习”和“为什么深度学习如此重要”，为整个学习系统的强大变革奠定了基础。然后，作者引入一种模式来学校、地区和系统中的学习变革。第２部分：生活实验室。

考察了一项激动人心的社会运动，该运动正在影响全球成千上万的学生、教师和家庭。作者利用NPDL合作伙伴关系界定深度学习的概念；确定促进深度学习设计的要素；探索协作式探究过程，以推动学习与教学实践的快速转变；说明动员深度学习并支持其在地方、州和国家蓬勃发展的条件以及相关领导的案例；并研究评估和交流深度学习进阶所需的新措施。第３部分：不确定的未来。重点介绍了作者在深度学习之旅中洞见到的新发现,确定了产生一致性的成果,并探讨了如何以及是否可能进行转型。

迈克尔·富兰

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院长，教育改革的全球。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地方领导人提供咨询。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屡获殊荣的作家，其著作已经以多种语言出版。

乔安妮·Ｊ.麦凯琴
国际公认的教育领导者，曾与迈克尔·富兰和乔安妮·奎因共同创立NPDL，并担任NPDL的全球新测量总监。乔安妮还是“学生first” 组织（The Learner First）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

使深度学习成为动力来源

深度学习在性质和范围上与任何其他教育创新都不甚相同，在我们看来就是指全球化能力的6Cs：品格，公民意识，协作，沟通，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它聚焦于让个人和集体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改变学生、老师、家庭和其他人的角色，从而改变学习。

我们的立场是，学习是基础驱动力，而技术可以成为伟大的加速器。

不利的一面是，与技术有关的学习发展正在出现爆炸式增长，呈指数式增长。我们的立场是，学习是基础驱动力，而技术可以成为伟大的加速器。可以理解的是，那些对当前的教育制度感到沮丧的人，包括那些为争取更大范围内的公平而奋斗的人，对新的结果是如此急切。这样的态度可能导致人们提出过度的主张。2017年7月21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刊登了一张大脑的图片，标题为“学习的未来：技术如何改变教育”。这个故事主要基于盖茨基金会资助、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进行的一项研究，该报告的标题为《进展报告：对实施个性化学习及其效果的思考》（Pane et al.，2017）。该研究的对象基于约40所在“下一代学习挑战”（NGLC）取得示范性突破学校中的获奖者。四分之三的学校是特许学校，平均规模较小（小学230名学生，高中250名学生）。所有人都在追求“个性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即“优先考虑每个学生的需求和目标，并据此量身定制教学”（Pane et al.，2017，p.2）。作者将这些“个性化学习”学校与习惯称为“传统地区学校”中“较为典型实践”的国家样本进行了比较（p.3）。有一些指标显示了“个性化学习”的前景，但总体结果并未显示两组学校之间的主要差异。

考虑到“个性化学习”只是我们所倡导的深度学习样本学校的一小部分内容，并且涉及与一组特殊的“先锋示范”学校进行比较，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NGLC样本中的学校正在不同程度地实施特定的“个性化学习”实践，没有一所学校看起来像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与传统学校有根本不同（Pane et al.，2017，p.2）。

更进一步来说，比较难以实施的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突破，例如学生与老师讨论进度和目标，随时更新有关学生优势、劣势和目标的信息，以及更新有关学生对主题和材料做出选择的信息等（Pane et al.，2017，p.2）。

别开玩笑了！兰德公司研究的成果很好，正是《经济学人》急切地希望在公立学校进行变革，愿意将其付诸实践的。《经济学人》对这些研究成果有正确的理解，正如其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和教师可以共同改造学校”“确保教育技术缩小而不是扩大不平等”。但是，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关的行动策略或理论。从兰德公司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特许学校，即使他们有了机会，也没有在改变实践方面做得深入细致。我们的书中所提到的理论不一样，它基于“深度学习”的综合模式，并在七个国家众多的公立学校取得了实际进展。这是技术与学习相得益彰、互利共赢的实例。在发展中国家，正如我们在乌拉圭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新型的、廉价的自适应软件在吸引大量弱势学习者方面尤其强大。

自200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系统变革方面的深入研究。我们的做法是与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合作，以共同促成重大变革，汲取有益经验，改进后续工作，争取更大进步，如此脚踏实地向前走。我们将其称为“实践驱动理论”（practice chasing theory），以实现共赢。我们已经认识到，许多最佳创意往往是来自于先行一步的实践者，而不是研究本身。

变革的需求和采取行动的机会正在融合。旧的系统仅适用于少数人，而成功的人，例如拥有较好成绩的人，在日益复杂时代的生活中也不是那么如意。有趣的是，新的危机迫使人类重新考虑彼此之间以及与地球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代表着独特的挑战，这使得我们必须通过学习去主动改变世界，这一点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巴西的教育家和批判哲学家保罗·弗雷尔（Paulo Freire）在20世纪60年代对农民的看法，对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至关重要，现在正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弗雷尔（2000）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人类的“天职”（vocation）是“对世界起作用并改变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朝着个体和集体生活更富裕的新可能性迈进了一步”。他继续观察到，在过渡时期（我们不需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