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作者大学毕业照

李榕，北京八一中学毕业。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工学学士，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能源学院工学硕士。担任过煤炭部信息研究院专业编辑，美国Metalspray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韩国世和机械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世和机械中国公司总经理。  

作者前言

这篇《又见聂元梓》2015年中在“历史百人会”发表后，几天之内阅读量突破10万，居该网站之首，并引起相当的争论，包括一些名人参加争论。当争论渐渐平息后，一年后的2016年夏天，《又见》一文突然在海内外华人的各个微信圈中大量转发，我在几天之内接到十数个朋友从国内外向我转发《又见》一文并核实作者是否是我，有的朋友并将海外转载的该文截图发给我。几个月下来持续不断。毛估估可能也有几十万甚或上百万的阅读量了。

风光一时的聂元梓

老实说，我有点儿被吓到了，一时心血来潮写了这么个玩意竟然博了这许多眼球，这架势着实让我托着下巴很长时间放不下来，甚至胡思乱想会不会因言获罪，有关部门会不会请我喝茶之类。朋友安慰我说“不用紧张，你这篇《又见》是左中右通吃。”因为据说在不同微信群中转发此文的既有前右派走资派黑帮，也有现毛左，中间群众当然更多。争议的焦点也无非我是否同情文革的坏人甚或还替她讲了一点儿“好话”？  当时除了在各路朋友的追问下认领了《又见》，但对网上的争论一直保持缄默。

借这次“新三界”公众号再次发表《又见》一文，在下愿从实招来。在下以为，人性极其复杂，魔鬼天使常常集于一身，与其急赤白脸盖棺定论某人的好坏，莫如从更大的历史维度上探究一下什么样的社会大环境容易诱发某些人类展示人性恶？  什么样的社会激励人们争相绽放人性善？  站在今天回看半个世纪前，为什么那时会出现这么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颠三倒四尽情展演人性恶的社会舞台？这其实是我一直想弄明白并在《又见》一文中隐隐追问的。

上个月（编注：2012年5月），出差去北京时见到了回国度假的中学班主任樊平老师。时隔三十多年再次见到老师很是高兴。其实我和樊老师在老师回国前就约定，如果时间和情况允许，我们希望一起去见一见聂元梓。

1960年，聂元梓到北大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经济系担任系副主任，而樊老师的父亲樊弘老先生生前是北大经济系的教授，因而与聂元梓稔熟。 

樊老师回国前正在写一篇父亲在北大的文章，想利用这次回国的机会找聂元梓本人核实文章中的一些旧事。我则是1998年在北京与一个和我很熟悉的台湾老先生吃饭时，邂逅了聂元梓。其后，她曾希望我帮她在国外找人出版她的回忆录，虽然我后来没帮上这个忙，但就此算是认识了。

聂元梓和家人

我还记得那一次见到聂元梓时，台湾老先生向我介绍她，说“这是聂元梓女士，她在你们大陆很有名啊”。我当时一震，聂元梓？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时被毛泽东称为“写得何等的好啊”的那张马列主义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吗？文革中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首。 我当时不过五六岁，对聂元梓的大名都耳熟能详，可见当时她在中国的知名度何等之大。 

提到聂元梓这个名字，经历过文革的人对她的感觉是很复杂的。我过去对她所有的“了解”都来自文革中她超大的名气和粉碎四人帮后各种报章杂志大量对文革回忆的文章。作为走资派的子女，我对文革中的红人向无好感，她在我心目中应该属于坏女人之列。那次事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所以突然得见其本尊，甚觉意外。

聂元梓（左）

坐在我面前的聂元梓那时已是一个年近80岁的老媪了，但看上去她的面容并不特别苍老，戴一副银丝眼镜。 我记得那一次在座的还有一位吴教授，介绍之下也让我吃了一惊，他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丈夫。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读大学时，看遇罗锦写的《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感动得稀里哗啦，甚至失眠。 

遇罗克兄妹在文革中极其悲惨的遭遇，通过遇罗锦一字一泪，细腻伤感的叙述唤起了一代人心底深处对文革惨痛的回忆。而遇罗锦带血的笔触更让那两篇“童话”在当时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吴教授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长得十分周正，人也健谈，斯文之外还有点豪气。让人一见就喜欢。我记得当时我盯着他一直在问遇罗锦的事。

聂元梓与毛泽东在一起

一个文革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文革的极端受害者家属，这样两位人物同时在座让我很是不解，后来我知道他们两位竟然还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不熟悉，不好深问，只能将疑惑放在心里。

时间过去了14年，现在想想，当年心里的疑惑已经不惑了。聂元梓也好，吴教授也好，当政治的狂风巨浪退去之后，当人已不再被政治裹胁，已经回归普通人本质的人，成为朋友有何不可？

这一次，樊老师带我去见聂元梓之前，曾在电话中与我比较详细地聊起她。我才知道在有些北大人心中的聂元梓并不是我过去“知道”的聂元梓。与大多数人对聂元梓的印象相反，北大经济系不少人对聂是存有好感的，并认为她与其前任相比，工作认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生活作风正派，对知识分子很尊重。

1968年3月，聂元梓（左4）与北大师生在颐和园

北大文革前的党委书记陆平与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熟，聂真文革前在人大作副校长，陆平通过聂真的关系把刚从哈尔滨调到北京的聂元梓要到了北大。当时北大经济系的总支书记是陆平的“五朵金花”之一，但这个女人作风霸道，男女关系混乱，尤其是与经济系的教授们关系非常紧张。陆平让聂元梓到经济系当系副主任，被经济系的有些教授称之为“来救火”的。 

聂到经济系后，与前任的作风完全不同，工作踏实，与教授们的关系融洽，经常走访教授和教师们的家。这次在聂元梓家，她还回忆起，当时厉以宁还是一个青年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心情不好，情绪低落。聂元梓到任后，去厉以宁家拜访，发现他住在海淀街上一个很破旧的平房里，一个男人还带着个很小的孩子，房子很小，一个破煤球炉，家里凌乱得很。厉的爱人在吉林工作，两地分居。聂元梓家访回来后，马上用组织的名义与厉以宁爱人的单位联系，希望把其爱人调到北京，解决夫妻两地生活问题，以使厉以宁安心工作。

诸如此类这些小事使得经济系很多教师和教授对聂很有好感。由于在经济系工作获得好评，哲学系出了问题，陆平就把聂元梓又调到哲学系“救火”。聂离开经济系时，全系老师组织了一次颐和园游，欢送聂元梓，据说这在北大并不多见。这件事在聂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聂元梓是全家参加革命，连父母带小孩一个没剩，都“投共”了。其中二哥的儿子被国民党抓住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活活烧死。当年她们家是赵紫阳的堡垒户。 她本人就是红小鬼，十二三岁就帮忙跑情报。做地下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家人都是“纯革命血统”。聂本人不到20岁就到延安，受的完全是共产党的正统教育。

她那一代从延安出来的人，把党性看得高于亲情，高于婚姻，高于恩典，高于一切，毫不奇怪。虽然陆平把她调到北大，对她也很看重，可她到北大后，逐渐对陆平的一些工作作风，官僚主义（其实还有生活作风问题）看不惯，不是聂元梓一个人，而是北大当时有一批人对陆平有意见，包括许多教授。

一开始只是工作上大家给陆平提意见，就事论事，希望他改进某些工作作风，但陆平采取了高压政策，甚至准备将一些给他提过意见的人利用他们到农村搞社教运动的时机，把他们留在当地，不许再回北大。这下子矛盾开始激化，激化到了惊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这些教师和学校的中层，越被压越不服。于是有了那张后来著名的大字报。即使如此，也不过是一个大学内部的工作之争，但是，这场争执赶上了那时的“大局”，被发现了利用价值，于是这张大字报立马成为“马列主义的第一张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 

聂当时也不过就是北大一个系的总支书记，可是她呆的这个学校太特殊，她和其他七人给陆平提意见的大字报写的时机也太特殊，这些特殊时期的一些偶然的因素都让这老姐们儿赶上了。于是这张大字报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个标志。

 左起：蒯大富、聂元梓、吴桂贤、韩爱晶

一个小人物，突然让“神”看上了，还给了个特高的评价。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不知换了其他人会怎样？我想过这问题。如果当时是我，一没留神被“神”看上了，我绝不敢保证我不晕菜，这是人性。聂显然晕菜了。我估计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换谁都得晕菜。那会儿只要是毛主席握过的手，大家都要满含热泪地抢着握，因为那是毛主席碰过的手。

非洲来访的黑哥们儿送了几个芒果给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还是给工宣队送去吧。供在清华大学。那家伙！朝觐一般，一批批组织的人们潮水般对着那几个芒果（我记得是七个）热泪盈眶，山呼万岁，把鞋都挤掉了。我当时不过几岁，听大人说那几个芒果是毛主席送给清华工宣队的，看了芒果就像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心中生出无限向往。

谁说中国人没宗教？谁说中国人没信仰？对着几个芒果都能拜成那样，那会儿中国人的狂热比哪个宗教逊色啊？我瞧着比现在的阿富汗塔利班还原教旨。《李双双》的作者李准文革后写过一篇小说，专门描写人们“朝觐”那几个芒果的故事，精彩绝伦。

毛主席就过过手的芒果尚且如此，更何况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表扬了聂元梓呢。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见识过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吧？那幸福到歇斯底里的不是一个，几个，几十个，而是成百上千不止。

我倒不是想替聂元梓辩护，她也是人，而且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而且是从延安出来的人。毛主席把她捧上天，她焉有不识抬举的道理。一夜之间，大名响彻全国，名满天下，妇孺皆知。但是，天上肯定呆不长，早晚还得掉下来。也就一年多，她的利用价值就差不多了。江青将其软禁起来。除了名满天下时期的上蹿下跳，后来的事儿，自愿或不自愿，可能也不是她所能左右的了。粉碎四人帮后，她为她当年的红极一时付出了代价。

聂元梓被判17年徒刑。狱中指定她叫“王兰”。

 聂风光了两年，后面是17年的大狱。这代价不可谓不大。放出来以后，聂被北大开除，居无定所，每月给600块钱，其他啥都没有。她只好寄居在她姐姐的房子里。据说生活部分是靠过去北大对她仍有好感的一些教授帮忙，甚至是这些教授的孩子们给她一些接济。

那次相识后，我曾应邀去了一次她家，聂元梓还请我到楼下小餐馆吃饭。出门时，聂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裙，带了一个红色的项链，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个细节让我对曾经的造反派聂元梓女人的一面有了感觉，印象深刻。那次吃饭，她对自己的一生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的话：“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2002年我回国后，因为不在北京，而且实在忙，没有再与聂元梓联系。 但大约在2004年或2005年，我在上海的地摊上看到了聂元梓的回忆录盗版书，当即买了。原书是香港出版的。聂元梓最终还是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从她的经历和角度回忆了那个横扫一切的时代。回来看时，发现原《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王若水给她写了前言。

没想到这次樊老师回国，又给了我一个机会近距离看到聂元梓。樊老师联系好聂元梓后，我们一同前往。与14年前相比，这次看到的聂元梓已91高龄。虽已不良于行，但精神尚好，只是记忆力不行了，已不记得我。

樊老师在与聂元梓核对文章细节（作者供图）

樊平老师将他写的文章一句一句念给聂听，不准确处老太太立即更正，并能说出当事人当年的原话，及当时的背景，显得极有把握。其头脑之清醒，令人惊讶。我坐在旁边，听着聂元梓与樊老师的对话，心里不禁浮想：那个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就像历史的烟尘一般远去了，年青一代甚至没人听说过聂元梓是何许人也，她也早已随着文革的远去变成了一个历史人物，可她竟然还活着。

她告诉我们，由于她坚持不懈的上诉，她最终获得了一套房子，是北京市批给她的，她死后再归还民政局。上边还批准她的医疗全部免费，解决了她耄耋之年的后顾之忧，退休金也由原来的600块，加到2600块。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她，但保姆的费用就得一个月2000元，所以，她并不宽裕。

我问她："孩子们经常回来看看您吗？” “他们有时来看看我。” “您为什么不向孩子要点钱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他们也要生活。我不愿向他们开口。”要强的个性显露无遗，即使年纪已这么大了。聂元梓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的婚姻因丈夫乱搞男女关系而终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哈尔滨副市长），聂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继而被陆平要到北大。第二任丈夫官更大，老红军，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大聂二十多岁。文革中受到审查，康生要求聂元梓与其离婚。于是两次婚姻或因生活，或因政治都没有善终。

我不从政治上评论聂元梓， 我更愿意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想聂元梓的一生。身为女人她幸福吗？就是再政治再强势的女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也需要家需要爱。但政治不仅不能给你这些，还能拆了你。这不仅是聂元梓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到老来只有一个保姆陪着她照顾她。

我提起吴教授，她说“几年前他已死了。他的心情一直不好。” 我黯然了。吴教授那么精神，那么有情有义的一个人！他比聂元梓年轻得多，走得太早了。后来聂元梓告诉我，吴教授长期孤独，失去了活的意愿，活活把自己饿死了。

樊老师请聂元梓为他写的北大回忆文章题字，老人慢慢走到另一个房间，铺开宣纸，提笔写了“忆燕园”三个字。轮到我了，聂元梓问我要写什么？我说，我只要两个字：“死扛”。 她铺开一张新的宣纸，为我写下了“死扛”二字。我告诉她这是我的人生信条，她听了微微一笑。

聂元梓在题写＂死扛＂（作者供图）

说到中国现代史，绝绕不过文化大革命，说到文化大革命，绝绕不过聂元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她是个历史的存在。所有的“风光”和罪与罚她也都经历了。不管她过去曾经怎样政治，当这个91岁的老妇人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都会生出些许的恻隐和感慨。

 写完字，我们邀请她一起吃个午饭，下楼后保姆扶她坐上轮椅，走在我和樊老师的前面。看着这位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的背影，我忽然非常慨叹人生的无常，难以联想她当年是那么“叱咤风云”。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不管你年轻时多折腾，多风光，多强势，多政治，你早晚也会老的，你也会静静地坐在黄昏的夕阳里，慢慢地消于无形。概莫能外。

吃饭时，我们点的菜中有一个酸辣汤，保姆帮聂元梓盛了一碗，聂元梓喝了一口后对服务员说，你们这酸辣汤既不酸也不辣。我赶忙也尝了一口，果然，既不酸也不辣，寡淡得很。没想到聂元梓如此高龄，味觉却一点不迟钝。我们请服务员将汤端走，重新加料，再上桌时，请聂再尝。她说，这才像真正的酸辣汤了。聂元梓真是聂元梓。

我母亲目睹这一切，惊讶不已。在回家的路上对我说，这哪像个90多岁的人呢，头脑之清楚，味觉之敏锐，别说90多岁，就是有些70多岁的人恐怕也不如啊。而我则在回想着聂元梓听到我说“死扛”这两个字时的表情，那默不作声，那微微一笑里有太多无言的东西。也许这两个字也是她自己后半生的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