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开始时我就读于广州市第17中66届高三(1)班，与同学们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兵团”，与广州市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属同一派，与广州市另一红卫兵组织“红旗”严重对立。1968年7月，已经停课三年、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的学校迎来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目睹了一场人间的大屠戮。

这一年7月16日，“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对中、小学教职员工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分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办学习班“认真清理教师的阶级队伍，把混进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国民党残渣余孽统统挖出来”。 　　

这个“学习班”7月20日就要举办；所谓分片，就是若干个学校集中住宿在一起；时间为一个月左右。事前，各校“军训团”就发布了“四不”规定：“不准请假，不过星期天，不准串联，不准搞派性活动。”并威吓“不参加者，不发工资、开除公职、送档案给公安机关处理”。

有人以“中教红司”的名义，于7月19、20日连续发出两份“紧急声明”，试图抵制。马上，当权者做出了反应，“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给广州市‘中教红司’的一封公开信”，警告：“我们特郑重提醒你们：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否则，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后果自负。” 

其实，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对教工队伍进行的迫害，早已在进行当中了。

在此，我顺便交代自己当时担当的角色。我们几个人，是高年级学生，最主要的，出身都是工人家庭。这样，我们就缺少了“革干革军”子弟那种“皇孙贵胄”的气焰，也没有“狗崽子”那种为祖辈赎罪的负累。故此，我们组织起的“战斗兵团”，就成了“有政策水平”的一个，颇得军人掌权的各校“军训团”的倚重。而我自己，也就成了一个帮凶、一个打手。

在7月初，“军训团”负责人就拿出了十几个教师的档案，对我们说：“马上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这部分教师，历史问题没弄清楚，你们去抄他们的家，看看有没有收获。”“这两个呢，态度不好，你们去抄，打打他们的威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到叫“人事档案”的东西，由于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故此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大本，甚至几大本。最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不少教师档案内都有一个卷宗，上印“大西瓜”三字，并有西瓜图案，散落不少西瓜籽。(究其寓意，大概是指剔除杂质，向党交出红心)。里面的内容，全是“我曾经说过三面红旗的坏话”、“我曾经对共产党的政策想不通”……经请教人事秘书，才知这是1959年“向党交心”运动的产物，当时所谓交得越多，对党越显忠诚，墙上还详细列表公布数字，交得少自然意味着对党心怀贰志了。

这时我才明白，1966年揪斗“牛鬼蛇神”，宣读“罪状”时，那些“牛鬼蛇神”纷纷辩解“那是我向党交心时说的话”。看来，教师们是尽入彀中了。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就是不少教师是“特嫌”。人事秘书解释说，只要有人揭发，或外单位转来一份材料，说你曾与某特务身份的人接触过，你就被列入“特嫌”名单。“谁敢把那材料撕了呢?”人事秘书说。这一下，令我顿觉世事之险恶。

我带着十多个人，两三天之内抄了十多个教师的家。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开始了，由于是多个学校集中在一起，我得以见到了由清晨到入夜，那种“呼声如雷，举臂如林”的“壮观”景象。教帅们或分组，或集中，谈认识、写材料、人人宣读、群众评议……到了斗争阶段，更有布置多个积极分子专攻一个“重点对象”的。

由于我当时是学生，算是一个局外人，对斗争会虽然天天目睹，记述起来还是不得要领，特别缺少那种切肤的感受。到了我参加工作，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才真实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恐怖。当时，全厂的几百个人围成一圈，要“有问题的人”站出来坦白交代，还不时由事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把若干“问题人物”冷然揪出。以致一些人，不知道哪一类“问题”要交代，又怕万一被人揭发就“从严”，吓得当场尿裤子。

有一对本车间的夫妇，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呼喊声中，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交代了多年前接待过“地主成分”的亲戚，被当场宣布“宽大处理”，更多的人被吓瘫了……这种会，工厂开完，系统内几十个厂又集中在一个大学操场，开几万人大会。寒风冷雨，谁也不敢离开，那种恐惧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尽管我当时年轻，没有家庭问题，但还是感到彻骨的恐惧。

不久，教师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到了“宽严处理”阶段。某天，全体教师集中，开“宽严大会”，会场周围都是军人(“军训团”)，增加了几分肃杀。由“片”(如北片、南片)的“军训团”领导宣布，某校某某教师，什么问题，交代得好，获宽大处理；某校某某人，负隅顽抗，拒不交代，把他们押上来，积极分子就把这些教师揪上台。各个学校合起来也有一群，站列台前，从严处理，统统用大卡车运送到公安看守所去了。

十多天后，学校“军训团”领导吩咐我，去把那些家伙领回来吧。我一个人手持介绍信，到两个看守所(男女教师不在一个看守所)，把他们领回了学习班。我从牢房观察孔往里瞄，没有床，地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屋人。

其中一位姓冯的体育教师，曾带领我们排练大型团体操，为省、市大型会议表演。我把他从郊区看守所领回来，从走路到坐公交车，几个钟头，没替他提行李，也没与他交谈一句。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加我班同学聚会，我对他有说有笑，执礼甚恭。虽然道歉的话很想开口，但始终未曾开口。1996年，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向他遗体鞠躬，道歉的话，只能在心中对他说了，可他再也听不到了；另一位从看守所领回的姓容的女教师，我曾两次抄过她的家，还推打过她。其后她移民国外。去年我托在海外的同学向她道歉，同学说，容老师住洛杉矶老人公寓，已是“老年痴呆”，她也收不到我的道歉了。

教师自杀事件开始了!

连续一个多月高强度的折磨，开始有人精神崩溃，各校均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校第二个自杀的，是教语文的杨爱梅教师。杨老师是一位高干夫人，她的丈夫江帆，是本市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学校曾通过杨老师，把江部长请来作过“形势报告”，无非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修、反一天天烂下去”。可“文革”中江部长被揪了出来，此时正在我省北部“103队”服罪，那可是“罪大恶极”的“黑”字号才能进的地方啊！

学习班一结束，回家不久的一个夜晚，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杀。我在学校一听说，马上赶到她家，遗体已运走。可怜哪，三个孩子都在家，杨老师半夜决定弃世，女儿就睡在旁边。据“军训团”领导蓝干事告诉我，杨老师就在出阳台的房门顶上拴根绳子上吊，由于绳子太细，她竟然掉了下来，以致蓝干事早上赶到，犹有体温。据说，13岁的女儿就睡在房间里，被她掉下来的声音惊醒了…… 

准确地说，我校第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教师何佩华，1966年8月8日，即所谓“十六条”发布的那一天，这位姓何的老教师被连续几个月的打打杀杀吓破了胆，在清晨跑到学校附近的铁道上卧轨自杀，身上的五分钱硬币被火车车轮碾成杯口大……另一位教导主任1968年4月被学生殴打至死。

而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中第一个自杀的教师是教物理的伦毅老师，曾教过我。伦老师在学习班两次自杀，两次被救活。在一天斗争会后，伦老师喝下了农药(敌敌畏)，被发现后送到医院救治。救活了，接回学习班再接受批判，此时又多了一个罪名：向无产阶级政权挑战。由于身体虚弱，伦老师一个人躺在教室里地板上，趁其他人继续开斗争会之际，第二次自杀，他用玻璃片划开了肚子，把肠子拉了出来……

1968年10月，停课三年的学校涌进了三届新学生。为了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学校举行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我参与了筹备。其中一件事便是展出“牛鬼蛇神”的照片。我带人到了医院，站到医院病床上，跨在伦老师身体上方，为他拍了正面照。伦老师紧闭双眼，以此表示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