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说，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一是人类的愚蠢，不过对前者我没什么把握。日本历史学家堀田江理（Eri Hotta）这本《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讲述的历史，真是应了愛因斯坦这句话，它以起居注般细致入微的史料，重现了1941年4月到12月这八个月里日本军政当局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愚蠢过程，其中不少细节足以让读者瞠目结舌。

1868年，日本开启现代化高速转型的明治维新时代；1889年，日本颁布帝国宪法，成为亚洲第一个成文宪法国家。1894年，日清战争中打败清朝，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国；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歼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日本再跃而为世界强国；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抢占了德国在华利益（巴黎和会上归还了部分）。国际争端中屡获巨大成功，催生了日本浓重的霸权意识，当局仿效欧洲的帝国主义风格，就像笑话里的笨裁缝学徒，连样衣上的补丁都老老实实照抄下来。日本从此开始了全面称霸亚洲的国家战略，从日清战争中收获的台湾和朝鲜殖民地，早已不能满足它；然而，侵华以及全面占领中国，甚至向北与苏联为敌，向南觊觎英法荷殖民地、试图抢夺东南亚资源并控制太平洋重要航道、与法西斯德意结盟，损害英美等国在远东的利益，……这一切都招致了英美的强烈反感。

因为侵华战争，美国从1938年开始，就对日本相继实施了各种制裁，包括飞机零部件的“道义禁运”（1938年7月1日）、禁止出口工业设备（1939年6月4日）、严控金属、航空燃油和润滑油的对日出口（1940年7月底）、禁止出口钢铁和废铁（1940年10月16日），尤其在1941年7月28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美国立刻冻结了日本在美国内的所有财产，包括实行石油禁运，随后英国和荷兰加入制裁日本的行列。日本由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困境。

入侵中国东北后不到六年，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入侵中国。然而，军部所谓中国三个月投降的如意算盘算珠洒地，到1941年下半年，日本陷在这个巨大的泥坑里已将近四年半。久拖不决的战事、与德意结盟，给日本带来了多重危机：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能源匮乏（“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军用，日本国民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饭、取暖；甚至公共汽车也依靠木炭提供动力”页7）、战略物资的来源岌岌可危（“1940年，日本93%的石油来自美国”页8）、国民生活日益困苦——《深渊》引用了世情作家永井荷风的战时日记，“我已经有好几天没见过任何蔬菜或水果了，豆腐也买不到，大伙都感到很忧虑。”。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日本如伊索寓言中那只与水牛比拼肚皮而自吹自爆的青蛙，迅速自我膨胀，迅速走向末日。《深渊》从这里进入历史叙事，作者在中文版序言里说：

“与公认观点不同的是，本书认为，日本领导人其实认识到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当时，日本企划院估计美国的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发动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也本可以避免这一对决。”

《日本1941》

确实，即使不了解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具体决策过程细节，一个普通人只要头脑正常，都能判断此时挑起与美国的战争是多么愚蠢，更何况掌握了帝国全面资讯的当局者。在1941年10月27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报告了一组数据：

“194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

按理说，看到这样的数据对比，任何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政府，都会打消发动战争的念头，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还会作出愚蠢和错误的决定？《深渊》要解答的就是这个问题，也是读者震感强烈的原因：它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其实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即当国家操控在一群既无无理性也无担当、只会抱团在豪言壮语里虚张声势的军政官僚手中时，人民将会罹受什么样的深灾巨劫。

《深渊》全书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组织史料，史料的起讫时间主要集中于1941年4——12月这八个月间。在走向毁灭的这八个月之前，由于军部尤其是陆军的长期不断坐大，文官政府要将日本这首巨舰从命运的危险海域里掉头已经非常困难。

《深渊》涉及的日本军政要人，包括裕仁天皇、木户幸一（内大臣）、近卫文麿（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陆军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松冈洋右（外务大臣）、丰田贞次郎（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外务大臣）、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总长）、来栖三郎（最后赴美谈判的外交特使）、野村吉三郎（日本最后一任驻美大使）、山本五十六（海军次长、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等，作者通过史料，对这些人物在八个月间的所言所行描绘出一副日本愚政责任人的群像。

西园寺公望是昙花一现的大正民主时代最后一位元老，近卫文?虽是他门生，但因偏向德国法西斯而反对议会民主，与主张自由民主以及国际道义的西园寺渐行渐远。西园寺不仅曾为此“勃然大怒”，甚至不支持近卫的第二届内阁。据历史学家伊藤之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考证，早在近卫文?第一届组阁时，西园寺公望即认为他性格懦弱，为了获得支持不惜屈意迎合，组阁后必定会被军部牵制，而置国家于险境，以至于作为元老对来自皇室的咨询连形式上的奉答都拒不作出，其失望之心可想而知。事态发展果如西园寺判断，近卫文?1937年第一届内阁上台后一个月，就爆发了“7.7事变”。他的这一届终止于1939年1月5日的内阁总辞，自称厌倦了作军方的傀儡。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二个月后，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协定；10月12日，成立大政翼赞会，禁止其他政党，开启集权的法西斯体制，即所谓“新体制运动”，给了日本政党政治最后一击；一个多月后，西园寺去世，近卫文?从此更无顾忌。第二届组阁后，近卫内阁在日美关系恶化的道路上加速行进，1941年7月18日，为了摆脱跋扈而张扬的外相松冈洋右，近卫内阁总辞后重组第三届内阁，其他大臣原封不动，只将外务大臣换成丰田贞次郎。

美日关系走向不可救药的敌对状态，正是发生在近卫文?的第二、三届内阁期间，而近卫第一届内阁留下的侵华烂摊子，在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三届内阁领导下，也都未能解决。“近卫文麿鲁莽而极权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虽然，“近卫领导下的日本仍在努力从中国战场脱身”，第二届内阁时，“他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中日两国的灾难，可以说是近卫个人性格与他的政治观念、政治才能叠加的恶果。伊恩·克肖在其名著《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10个决策》认为，“如果他（近卫文麿）天真到以为自己能用权力手腕来克服军部的反对，那他太低估了这些年陆海军对日本权力体系各个层级的渗透与控制的程度。”但问题在于，近卫文?恰恰不具备这种杰出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当机立断性格——且不论之前已破获两起针对近卫的民族主义刺杀阴谋。近卫文?既没有当首相的愿望，也没有首相所需要的杰出政治才能，近卫当上首相纯粹是因为他是风度优雅的贵族、政治观念厌恶多党制亲法西斯、性格优柔寡断（“想取悦每个人，但无法坚持特定的政治纲领”页38）——既然首相没有担当，这文官政府被军部拖着走也就顺理成章，“他的个人魅力使日本民众看不到其中潜伏的危险。”

第二、三届的近卫内阁延续了之前的风格，“与其第一任期如出一辙：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他总是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犹豫不决，却又在需要谨慎小心时行事冲动。”侵华泥淖扩展为太平洋深渊并不意外。早在1940年10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近卫就威胁美国说，“假如美国有意误解日、德、意三国的真正意图……继续其挑衅行径，我们除了开战别无选择。”这种无意义的强硬，除了制造无谓的外交敌意，全无用处，毫无悬念，随后的六个月里，美日关系不但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而且进入越来越糟糕的状态。即使经过民间外交的努力，1941年4月18日，从美国方面传来和谈可能的好消息之后，犹犹豫豫、毫无主见的近卫内阁却对此既不珍惜，也不下功夫了解它并非美国的主动示好，傲慢与不必要的矜持将这一束希望的光芒拖灭了。直到最后，身为首相的近卫也没有能够有半点担当，即使他试图阻止战争却又无力阻止战争时，依然是辞职撂挑子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否决东条英机的意见，作出首相应当作出的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的决定。

近卫内阁中最热衷叫嚣战争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内心并不认为美日开战日本会赢，但面对大众和西方，他必须表现出强硬立场，在他看来，这既是国家的体面，也是他自己获取荣誉的捷径。当日美进行最后的谈判时，日本依然在东条英机的主持下继续备战，这让美国极其恼火，谈判因此更加艰难；但是，在东条英机为了避战建议近卫内阁辞职后，却力荐反战的皇室自由派东久迩宫稔彦王继任首相；东条英机自己应召继任首相后，组阁时甚至特意选择了三位反战大臣——大藏大臣贺屋兴宣、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这三位位置特别重要的内阁大臣，让人一看就像个和平内阁；东条内阁上任伊始，就一轮又一轮地重新讨论9月6日决议——这是经过天皇批准的所谓和谈最后期限为10月15日以及和谈不成即开战的内阁决议，其观点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定，而此前，这份决议是他拿来折磨近卫的主要武器之一。而到了11月1日，就像半个多月前近卫劝说他反战一样，东条劝说参谋总长杉山元放弃战争主张，然而，他也遭遇了与近卫相同的结果：劝说被拒绝。

1882年，29岁的明治天皇颁布了一份日后改变日本国运的文件，就是《军人敕谕》。敕谕要求军人无条件效忠天皇，它铺就了直至二战结束时的日本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军部的势力坐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1889年的明治宪法加持下，制度意义上，日本逐渐形成了丸山真男所谓“天皇制下的无责任体系”，具体表现为“回避决断主体（责任的归属）明确化，倾向于‘互相依赖’的暧昧行为关系的方式”（丸山真男语）。于是，军部的强势一旦成为主流，文官政府就只能跟着走，即使他们想要和平，也会在军部制造的战狼民意和少壮军官恐怖主义刺杀氛围中被遏制。

这种现象可谓贯穿了日本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所有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过程。东条英机刻板地遵守《军人敕谕》，他滑回到主战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认为撤军无法告慰中国战场上牺牲的官兵，他不肯为了避免日美开战放弃与德意的联盟是因为觉得这样做背信弃义；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最后时刻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想要开战的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主战的主要目的是为海军谋取部门利益；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肯放弃战争主张的主因居然是担心海军不用作战却可以获得巨大的资源；倾向于开明的国际自由主义观念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最初原本是反战的，也被暧昧虚假的主流拖成了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策划者；认为物资根本无法支持战争的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认为自己无法阻止战争而成了主战派；甚至连入阁条件是东条反战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最后也被前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亲王说服，并且因为海军获得巨大军事资源而转为同意开战；东条内阁中最反战的外相东乡茂德最后在精疲力尽中意志消沉；而东乡派往华盛顿的外交特使来栖三郎一片赤诚的和平心愿仅仅成了日本军政两界加紧侵略备战的烟幕弹……最后，当高层决策者人人都明知日本不是美国的军事对手时，成为主流的是如此奇怪的声音：现在海军军力比美国稍强，开战还有获胜的可能，要开战就得趁早。在这个“天皇制下的无责任体系”中，出于天皇不否决内阁决议的惯例，即使裕仁天皇对开战充满疑惑，也不敢违例阻止——此刻，他认为战争机器已经启动，而日本的军政要员们内心里都在等待天皇下令取消战争决议。

1941年12月8日凌晨1:30—5:30，在四个小时的空袭中，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美国驻守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对后者造成重创，死伤2400人，但仿佛是个隐喻，美国的航母不在港内，躲过一劫。四年后，日本在本土重要城市遭到地毯式轰炸，还遭到两颗原子弹轰炸，之后，无条件投降。

一场生灵涂炭、关乎世界命运的战争居然就是这样爆发的。

堀田江理在书中指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悲剧，是因为“日本政府的内在根本问题在整个1941年一直存在：最高领导人尽管偶尔表示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意念、欲望或勇气来阻挡战争洪流。”

《深渊》澄清了长期以来一些普遍的认识误区：

一．当年日本军政高层的决策体制并不是独裁制，作者给出的史料有助于清晰地说明这一点，并且能够与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相互印证。

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军政体制，在决策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天皇制下的无责任体系”造成了日本官僚制严重削蚀了政治家的能力，将军政精英们变成了一群没有勇气反对错误政策的期期艾艾之徒，将军政高层集团变成了无头苍蝇般的乌合之众。

三．军国主义绑架了所有日本人，它不仅绑架了人民，让他们成为炮灰，还把他们基本上变成了心甘情愿的炮灰；它还绑架了血气方刚却无脑的少壮军官，他们的恐怖主义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军国主义肃杀氛围；它甚至绑架了军政精英，使得他们变成懦夫群体，敢于反战的人凤毛麟角，即使凤毛麟角的反战者也常常因环境恶劣半途而废。

然而，不管有多少原因导致了这场战争，最大教训依然是：任何一个国家，其主政者永远都是国家和平与安危的第一责任者——懦夫常常比勇士更敢于叫嚣战争，因为他们是无需负责的群氓，是勒庞所谓集体和人群中的“无名氏”，他们的叫嚣只是虚假的空气震动。真正的勇士往往是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战者，他们热愛和平，才选择了反抗愚蠢和不负责任。对军政精英而言，战或不战都不是勇气的标志，负责任、维护和平才是真勇敢。任何一国的军政精英，肩负安邦守土之责，本不应当向乌合之众的巨大噪音下跪，无论这种乌合之众出现在哪里、有多大的规模——不知道绞刑架上临刑的近卫文?和东条英机是否想过，那些曾经海啸般此起彼伏的狂热叫嚣，而今安在哉？

作者=李维清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书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