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台湾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学术著作有《晚明学术与知识分子论丛》《汲泉室论学集》《阳明学十讲》等，另有散文随笔《同学少年》《时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论语》大约是中国最重要的书，其重要可与西方的《圣经》相较，这是公认的事实。然而我读《论语》很晚，我上小学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语文课本上全是“的了吗呢”的白话文，一篇文言文都没有。大约到初一，我才接触到一点有关《论语》的讯息，好像在国文课第一册的第四课吧，选了篇《孔子与弟子言志》，便是《论语·公冶长》里“盍各言尔志”那章。教我们课的老师口才一般，没说出什么令我们折服的道理来，而我们乡下小孩储备的知识不够，其实也没“折服”的本领，也就含糊而过，未作深思。我中学之前的语文教育，不论中外，那些惊人的文化、文学的精华，我们几乎一项都没有碰到过，现在回想，那真是个荒凉的时代！ 我们读高中时，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一种书名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必须上的，六个学期六本，内容全是从“四书”选出，其中《论语》的部分最重，篇幅占了全部六册的三册，也就是教材的一半，这是我真正接触到《论语》的起始。但那时青春的烈火始炽，有许多“外骛”要竞驰，我的外骛是阅读令我目眩神迷的西方文学巨作，由英、法的小说开始，终于苏俄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一本一本的，阅读不尽，眼前不断翻转着异国迷人的风景，我生活艰困，有时三餐不继，弄得骨瘦如柴，身上的一点维持生存的养分，被阅读带来的那些昊天的幻想燃烧殆尽，我日复一日捧着那些书本，几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除了翻译小说之外，我也一度沉迷胡适，那段时间正是自己的叛逆期，我读完他四大部的《胡适文存》，深深被他反传统的理由所吸引。台湾在中国的边陲，当时我住的地方，更是台湾偏僻的一角，而我脑中萦回的，却是包括广大的领域与绵长的历史的中国。但我脑中的那个中国，是个被吸鸦片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所充满，又是个被吃人的礼教所严控的扭曲社会，中国没人身的自由，更缺乏人性的尊严，中国的道德虚假、历史充满了迷信，而我四周的现实世界虽然狭小，却也历历在目的证实了其中的一部分……那时候我读《论语》的条件还没形成。我对中国抱着轻视的态度，不论当代或古代，在这情况下，是不可能展开我传统文化的壮阔旅程的。 《论语讲析》书影
我很早就对上古历史有兴趣，我青年时读到中国古史，里面说最早的帝王都不是正常出生的，《史记》记殷以契为始祖，其母简狄行浴之间，见玄鸟堕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的始祖后稷，其母为姜原，姜原一次在野外，见到一巨人足迹，也许为了好玩，将自己的脚践在足迹上，《史记》写道：“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其后秦的先祖母亲又重复殷契的后尘，吞了玄鸟所生之卵，这些记录充满明显错误与迷信，都为我心中负面的情绪做了精准的注脚。幸好碰到一个机会，让我有反省的可能，正遇上举世欢腾的圣诞节，连贫穷的台湾也跟着疯。圣诞节是庆祝基督教教主耶稣基督生日的重大节日，所有基督徒都坚信他们的主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母亲是未经一般人受孕的方式生下耶稣的，据《圣经》记载，是上帝借“圣灵”(Holy Spirit)让耶稣的母亲怀孕。我突然想到，我们如“尊重”西方人说他们的教主非人所生，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国人说我们帝王的母亲是践巨人之迹或吞玄鸟之卵而生的呢？古史往往是跟神话杂糅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由神权过渡到君权的时代必然产物呀。西方人用“三位一体”(Trinitas)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神人同栖的方式，为何中国人用了同样方式就不可以？书逐渐读多了，怀疑还是不变，但怀疑的主轴有点不同了。后来我渐渐知道，谈起吃人的礼教，五四人憧憬的西方，也是有“礼教”存在的，西方的礼教不像中国，是由缙绅之士为主导，而是由更具权柄的教会来带头，不要说你不信教得受惩罚，解释教义与权威有冲突，就得火刑侍候，以至死人无算，而且极其残忍，就是科学家的主张有点与《圣经》所载不同，也得备受制裁，天文家哥白尼与数学家伽利略都是有名的受害者，证明西方礼教“吃人”的程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西方也有极不公平的司法，也有极愚昧的历史诠释。这些事都很不光彩，要说也绝对是说不完的。历史有偶尔蹦出的智慧火花，也有许多愚昧与不幸，不论东西世界都一样。我读高中的时候，对《论语·阳货》篇的一章十分反感，便是孔子说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那章，当时平权的想法甚盛，心中以为，孔子怎能把女子与小人同视，男女不该天生是平等的吗？后来读了《圣经》，也读了一些通俗的佛教读物，原来在伟大的宗教中，男跟女是完全不平等的，西方的民主观念，也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才比较“落实”到女性同胞身上，譬如美国，到一九二零年之后，女子才有政治上的投票权。总之，男女是“该”平等的，但这平等不是“天生”就在那儿，是靠人类凭理性与努力，不断争取得来的，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Edward W. Said,1935-2003：Orientalism)一书中所说：“现代化、启蒙与民主之类的，绝不会像在客厅找复活节彩蛋一样，是那么简单明了、普遍接纳的观念。”圣人是人，也受制于时代，不是凡事都能超越的，譬如孔孟时代人不知道有现代的民主政治，也不知道现代人有手机可用、有飞机可乘一样。体悟到这些，才能用比较宽容的态度看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東方主義》是一本有關歐美如何看待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兩百年學術傳統的權力與想像的研究。薩依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以及富柯的知識權力論為其論述的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性的網絡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的支配，知識再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係以及煮奴式的霸權體系一一展演於前。五四时代的人还喜欢作不当的切割，譬如说文言是落伍的，白话是进步的，更因为文言难懂，白话易懂，便说文言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学”，又说中国的一切落伍、外国的一切进步，东方的一切有罪、西方的一切可原谅。其实这样“一刀切”是错误的。就先以文言白话之争来看吧，我们拿《论语》中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与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某些句子作比较，哪个更易懂、哪个更难懂呢？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还有许多古诗古文，恐怕一直“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之中，到现在依旧灵动又生活化，并不如他们说是“死文学”的吧。这种憬悟是逐渐形成，而非成于一日，厘清迷雾，用了我不少时间，但整体而言，是值得的。回头来谈《论语》。我读大学后，开始比较能用心平气和的方式看这本书了，不只是《论语》，也包括其他中西的书籍，慢慢地让我看出了一点端倪。我逐渐觉察出《论语》是一本非常亲和的书，里面所记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都是平常话，所记的孔子跟弟子的生活，也是很平常的生活，所以说《论语》是本很亲和的书，但里面含有不少大道理。原来平常的语言、平常的生活是可以寓有大道理的。《论语》可以匆匆读，也可慢慢读，不论怎么读，都可以开启智慧，也可开启心胸。清人以义理、考据、辞章来分析文章，细读《论语》，可以得到各方的满足，所以我主张要慢慢读这本书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这本《论语讲析》书上用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全书的题词，这一方面是纪念我与《论语》的初次相遇，一方面是这三句话包括了太多的含义，值得我们反复思考。我就以此章为例，以义理、考据、辞章的方式做一说明吧。此章记的是孔子跟两个弟子颜回与仲由聊天，聊到各人志愿的事。首句是“颜渊季路侍”，“侍”是晚辈陪长辈的礼貌用词，颜渊名颜回，字子渊，此处不直接叫他颜回而叫他颜渊，同样仲由字子路，此处不直接叫他仲由，而叫他季路或子路，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假如此章为颜回或仲由所记，当然得自称是“回”或“由”了，但此章是由颜回或仲由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依礼，同辈或晚辈不得直呼其名的，所以文中都以字称之了，但孔子如叫他们，就直接叫“回”或“由”了，《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由这样小的地方，都看得出古人有条不紊，丝丝入扣，可见孔门是如何讲究“礼”的。《论语讲析》内文当然此章的主旨不在言礼，而是知道讲起礼来，礼可以无处不在的。此章所谈是人生的方向，《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人生的方向岂不是最该关怀的吗？子路与颜渊，一个大气慷慨，一个狷介清守，都相当与众不同，等到子路问老师的志向，孔子不急不缓地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平行又平稳的三句话，看起来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要细看细思，就知道其中的含义多么丰富了。就像听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标题写的是《如歌的慢板》(Adagio molto e cantabile)，你千万不能以为只是如字面的注记而将其轻轻带过，没有这如歌般的慢板乐章，最后一乐章的主题《快乐颂》无法展开，其实“善听”的人在这缓缓的乐音中，已经听到不久就要到来的大消息了。贝多芬用了德国大诗人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终极关怀的诗做交响曲的结尾合唱，诗的主题是“世人都将成为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其实席勒的这句诗像极了《论语》里面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跟《礼记·礼运》篇所记的“大同”理想极为近似，不同的是《论语》说得更具体，而《礼记》说得更全面，还有最大的差别是，席勒是十八到十九世纪的人，而《论语》或《礼记》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所写的书了。其实孔子的这三句话，平稳无波的跟贝多芬的第三乐章一样，而内容则如惊涛骇浪的包含了第四乐章的所有，我们试着细推演一下：“老者安之”是指要使老年的人过安定的生活，老人曾对我们的社会有所贡献，他理该在老年时过承平的好日子。“朋友信之”指与我平行的人都能以诚信相待，朋友都能诚信相待，世上便无虚假的事。“少者怀之”指少年的人要懂得怀恩，这一方是要少年人谦逊，要懂得饮水思源，这是少年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是要让少年人有恩可怀，这便是“大人”的责任了。三句话没一句唱高调，都是非常诚恳踏实的话。空间上，孔子关心世上的老、少还扩及一般人，几乎包含了我们社会的所有。老者、朋友与少者，又象征了时间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时间上看，孔子的关怀更是久远，这三句话与《礼记》说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但却更有力，因为还包括了时间的因素。孔子关心所有的“人”，也关心人的所有的各项层面，却从不谈怪力乱神的事，这是中国很早就走入“人文”社会的原因。西方自十四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史家常以“人文”程度为标准来检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否，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注意，在《论语》写成五六百年之后，《圣经·新约》还有耶稣以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男众，也有耶稣在水上行走的记录，相形之下，孔子一无神迹可显，他不是神，其实也做不到，但他却做出最高远的人文关怀，我们可以说，人文精神是《论语》最珍贵之处，也是传统中华文化最珍贵之处。 《论语讲析》内文
除了人文关怀之外，《论语》还记录了孔子的宽容与博大，还有优美。我常觉得，孔子的道德是一种美学，道德在孔子而言不只是规范，而是优美的生活。子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语气有点无奈，有点哀伤，但临流感叹，不是也带着美的意含吗？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指不义的富贵与我无干，算起来也很平常，区别是一般人说这话时往往陈义过高，又严词逼人，而孔子说这话时，却把情绪放缓了，以天空的浮云相况，是多么高明又优美的境界？ 这优美其实还包含着宽容，意思是我虽绝对不要这不义的富贵，但世上有些人竟要了，也许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在的，假如是生存所寄，我也无须对之指责鄙薄过甚，这是孔子谦和宽大之处。还有，儒家十分注意“礼”这个字，孔子答颜渊问虽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在孔子的说法里，礼并不是那样的硬邦邦的，礼是一种秩序，人虽向往自由，但人对秩序的要求，也是天生自成的，所以礼不见得与人性冲突，人既生活于社会，自须有些秩序的节制，儒家强调的礼是与人的至高感情结合的，是自觉而非他律的，不合至高感情的礼，才可能“吃人”，有情有礼的结果，人才可以在世上“立身”，故曰：“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记的是孔子与弟子的言行，不是孔子所自记，应该是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但整体上言，可信的居多，不可信的很少，不可尽信的如《季氏》篇的“邦君之妻”与《微子》篇的“周有八士”章，应是与《论语》无关的杂记，由于都在两篇的最后，也许是后人在抄写时无意抄入的。 但如置于一篇的中间，那些表面无关的章节，可能是有意放进的，而非误入。譬如《微子》篇中有“大师摰适齐”一章，写的是几个宫廷乐师散落各方的情形，朱注引张载言：“周衰乐废，夫子自卫反鲁，一尝治之，其后伶人贱工识乐之正。及鲁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师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乱。”张载认为是写孔子在时的鲁国衰败，其实此章与孔子或孔门弟子一无关系，因为文中的“亚饭”“三饭”“四饭”都不是周朝更不是鲁国的制度，所以从考据学上言，此章有很多问题的。
《论语》为何存有此章呢？我以为《论语》的编者有更高的目的，或是想要让《论语》这本书具有文学或美学的性格，此章主要要显示《论语》编者对孔子所处的时代有强烈的沦丧感或寥落感。孔子本人也有意志消沉的时候，当然他终于克服了，但他毕竟对他的时代是有沦丧感的，《子罕》篇记孔子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见伤心的程度。
我总觉得最高贵的人与最高贵的文学，都有这种情愫在其中的，杜甫的《秋兴》、刘禹锡的《乌衣巷》与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都有强烈的沦丧感，这种沦丧感的目的不在让我们堕落，而是让我们体会人生在世最深沉的一面，让我们知道，就算是圣人也会有遭时不顺、意志萧条的时候，王阳明说过：“圣人居此，更有何为？”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的前言上写道：“战士啊，当你知道世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苦，而你的希望也会在绝望中再生吧！”我想，要的就是这种体会。
《论语》值得作更多的美学探索，例子是举不完的，我在书中试图点出，读者可细看全书。我后来读《论语》，觉得比读其他的书，内心更感到踏实又饱满，而又洋溢着美感，这是我无论旅行或居家，身边总会带着的一本书。我常读的是《论语》的白文，不太看别人的注解，当然反复的阅读，也必会接触到历来的各种注本，有时涌出一些自己的意见，与他人的说法有所不同，心想何不记下来呢，有这念头，是自己刚开始在中学执教鞭的时候，真想写，大约有三四十年之久了。因为积累久了，真要写时，心中有太多言语，下笔往往不能自休，也偶尔因过于强大的感怀或联想而停下笔来，便这样断断续续的花了半年的工夫，每天伏案几乎十个小时，写时累人，不写时更伤神，终于完成了这本《论语讲析》。两千年来留下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但因为目的在为普通读者讲析，必须要言不烦，我还是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因为这本最为通行，解说也较为允当，其间也参酌了古人时贤的一些有关著作。我读《论语》时有自己的看法与想法，太属于个人的意见，或者有些动了情绪的，我想放在之后要写的《读论语札记》中吧，也就不放在此书中了。本書集儒家經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一書，注重義理的解釋與發揮，對文字訓詁也很注意，字斟句酌。此次整理以清嘉慶年間吳縣吳氏父子校刻本為底本，用清康熙內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但一些不得不明说，譬如历来解释错了，还是得指出的。像《学而》篇子夏曰：“贤贤易色”一章，朱子认为贤贤易色是指“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把色字当成好色的意思解了，问题是当一人见贤者在座，是“很难”起好色之心的，所以朱子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但不幸是后儒多从朱说，当代的钱穆先生也解作：“谓以尊贤心改好色心。”明显是采用了朱说，李泽厚先生虽有修正，注中引《论语正义》“犹言好德如好色也”之说而改成“爱好德行如同爱好容貌”，但还是不很清楚。我认为此处的“贤贤易色”是见到贤人在前，要收起平常轻漫之容色而肃然起敬，这例子在不难找到，《为政》篇有：“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其中的“色难”的色字即指人的容貌颜色而言。还有历来的注家都太在意儒家的纯粹性，一涉及书中载有道家或其他派别的思想，就怀疑《论语》记载有误，譬如《先进》篇有名的“浴沂归咏”一章，后世就有人认为孔子不该称许有道家思想的曾晳，而忽略了走儒家“正路”的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便有了像崔述一般的论断说：“此章乃学老庄者之所伪托而后儒误采之者。”其实道家很多思想不见得与儒家冲突，其中所涉的精神层面，也是高度相同的，孔子一生，也有“道不行，乘柫浮于海”的喟叹，在“凤鸟”久盼不至的年代，圣人也偶会兴起萧瑟之感。还有此章写的是孔子与弟子游赏风景，正沐浴在怡然的春风之中，心情自不免随之放松，便暂时放下修身、治国的心事，孔子赞叹曾晳“浴沂归咏”，认为他的说法更优美而自然，就并非不可思议了。在孔子或孔子稍后的时代，儒家与道家思想是可以兼容的，这一方面可从《论语》中找到材料，一方面也可由《庄子》书中找到材料，譬如“庄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心斋”、“坐忘”，都是举孔子与颜渊为例的，这些都看得出来早期儒、道之间彼此兼容的性格。这类的观点，我在书中都试图点明出来了。我想在这一部分，我的《论语讲析》也许有点化解壁垒的作用。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譬如礼与美学的关系，《论语》后半部偶出现孔门弟子冲突的问题，我常有与传统不很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在书中都点了出来。《论语》不是放在博物馆的陈列品，它是活着的，《论语》既活着，就应让它流转不息，该让它容许一些新的解释在其中，这是我的想法。但传统的注本也是极重要的，绝不可抛弃，为了求真，解释可以修正，不可以全盘否定，因为是它使经典的生命延续下来，没传统的注本，《论语》早就消失了。 《论语讲析》书影
写这样一本书，有些是我个人的因素，还有外在的原因，我总是想到我们当今中国人的处境。有什么当今中国人的处境呢？这就比较复杂了。与其他历史悠久民族相较，当今中国人所面对的问题有点特殊，像犹太与阿拉伯民族，到现在还要面对相当程度的生存压力，百年前的中国是一样的，否则没有梁启超《爱国歌》“每谈黄祸詟且栗，百年噩梦骇西戎”之言了，而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已挣脱了那个压力了。另外如埃及与印度，他们都能够生存无虞，但在他们之间，缺乏一种强而有力的文化传统来维系他们的心，大部分的埃及与印度人无法说祖先的语言、用祖先的文字，他们虽然继承着祖先的血液，却大多数已与祖先断了音讯。中国不同，所有认识汉字的中国人，几乎可以透过书籍相当“直接”地与我们的祖先沟通，我们历代祖先建构的文化价值，仍不绝如缕地存在于我们生命之中，比起那些种族，中国人的血管不仅流着祖先的血液，神经也如电网般传递着古老的信息，直接又快速，而且一刻也未曾停止，整体而言，中国是“有根”的民族。这种现象在世界的文化圈中，是很少见的。对当今中国的忧虑的不是传统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时是无意，有时是有意。扭曲的祸害，比一点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传统的人成了另一种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断自毁自残的人，结局可能就更为可惧了。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我辛勤写作，勉励我的是这本《论语讲析》也许能为有心的中国人找出更多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既有的传统，我相信，当我们不再扭曲我们的祖先与我们自己，我们便能更自信而且毫无愧怍地面对当今的世界。有几个朋友看了本书的部分，说写的还不错，认为一些地方恐怕有“超越”古人时贤之处，我说不敢当，我知道是奖掖鼓励我的意思。我虽对一些历来的解释不以为然，有时不得已用了些批判的字眼，但态度是恭谨的，偶有一得之见，是因为我思考得够久，而这本书又是新作，被我批评的古人时贤，不是没有机会，或是来不及答辩，对他们而言，也有不公平处。也许再等些时候，有人认为我写的错了，我曾自以为是的意见也是千疮百孔的，也会用同样方法对我了，我觉得，要是这样很好，不是说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