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参照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辩论，以及作为其背景的美国高能物理及其政策环境的历史演变，就丘-杨间的核心分歧发表几点看法，以求教于两位学者和关心此事的公众。

九十年代初，我与高能物理史家Sam Schweber 一起，对当时粒子物理正在经历的变化产生了兴趣。一开始，我主要从粒子物理的理论发展来探讨其概念基础的深刻变化。而Sam则有意进一步讨论这一内生变化与外部环境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主要指美国科技政策的演变，包括国际国内环境和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包括对三十余位粒子物理领军学者的访谈，我们的看法基本成熟，即粒子物理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1992年夏天，我们向物理学家Victor Weisskopf 提议，由他出面，在American Academyof Arts and Sciences 召开一次20余人的小型专题讨论会，就此看法展开讨论。

讨论会筹备之初，正值SSC上马下马辩论渐臻白热化。到正式开会那天（1993年11月6日），SSC败局甫定，但以Steven Weinberg为代表的支持方, 与以Leo Kadanoff 和Ken Wilson 为代表的反对方，仍然就各自立场的基本理念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这一辩论的主要内容和各方立场，实际上是美国高能物理学界60年代大辩论的翻版。差别只在于30年后形势已转为对支持方大为不利。当前引起中国公众关注的丘-杨二位美籍华裔学者的分歧，可以视为同类辩论的微缩版。因此，美国60年代和90年代辩论中提出的种种说法，也许对当前国内围绕丘-杨分歧展开的讨论有点参考价值。

从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学界、公众和政府，对是否支持建造极其昂贵的高能（加速器）对撞机，有四条普遍认同的标准：科学价值、应用价值、社会价值和（资源-人才）代价。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断高能对撞机可能为社会提供的价值。

粒子物理兴起之初，即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主要任务是理解核力。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耗费巨资的高能加速器，得到政府无保留的支持。

首先，粒子物理作为核物理的延伸，有原子弹在二战中作用的背景，又在苏美对峙的冷战语境中，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应用价值）和国际威望（社会价值）至关重要。

其次，大批在战时与军方合作密切的物理学家，战后进入了政府高层咨询-决策机构，成为高能物理在政府中强有力的代理人。

最后，科技政策的主导思想，是以战时负责军事研发的VannevarBush为代表的对还原论的崇拜：即认为，基础科学的发展，会自动地带来技术、工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而粒子物理则是一切基础科学的基础，应该得到政府无条件的支持。

粒子物理的独尊地位，到60年代初就受到严重的挑战。1963年，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Alvin Weinberg发表文章指出，基础科学必须对邻近学科有用或有相关性才值得支持；但高能物理对邻近学科（核物理）的贡献极为有限，远远不如分子生物学对其邻近学科（如医学）的贡献；而其对技术和福利的贡献则几乎为零。

杨振宁亲历60年代的大辩论，当然知道那时的学者、公众和政府都已明白，粒子物理不但不可能自动地带来技术、产业和经济的进步，就连原子物理、核物理所具有的在原子能、核弹方面的那些应用价值，也一点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从1967年起就开始削减对粒子物理的支持。

当时的一些学者，如Hans Bethe，Julian Schwinger 和Victor Weisskopf等，为粒子物理辩护时所诉诸的，主要是“物理前沿”、“对自然的基本理解”、“发现自然规律”、“提供统一的世界图像”等还原论理据。

由于历史原因，这些理据，对于长期受还原论思想浸润的粒子物理学家、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具有不容低估的说服力。直到今天，丘成桐为对撞机游说时所依赖的，主要也还是这些还原论的理据。

但是，这些理据，由于Philip Anderson1972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物理学界的影响力迅速衰退。

Anderson的基本思想是：每一领域内的基础研究，是理解该领域现象的必要条件，必须支持。但不同领域间的还原，由于尺度不同和复杂性的牵扯，不可能导致（复杂领域从简单领域出发的）重构。

因此，粒子物理尽管在还原论的意义上是最基础的领域，对其它领域的研究却不可能提供什么帮助，因而不应该享有任何特权。

当时的这些辩论，并没有影响粒子物理自身的发展。其最大成就，就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逐步确立起来的标准模型。吊诡的是，这一粒子物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却把粒子物理带入了最深刻的危机。

首先，成功推高了期望。如果使用还原论的方法，通过引入恰当的对称性，可以得到弱电统一理论；那么进一步引入更大的对称群，理应导致更为成功的统一理论的发现。但实际上，统一弱电理论和（处理超强相互作用的）色动力学的种种努力，统归失败，更不必提统一所有自然规律的理论了（Theoryof Everything）。

于是，粒子物理学家面临的形势是：在标准模型范围内，一切都对，因此已经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工作可以做了；而一旦超出标准模型，则什么都错，即除了数学玄思以外，也无从做起。期望的落空导致对（还原论）方法的怀疑。后者更因粒子物理的内部发展而强化。

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对称破缺、重整化群、脱耦定理和有效场论。脱耦定理和有效场论的兴起，有力地支持了Anderson的涌现论立场：即就自然规律而言，物理世界是个由大体上相互独立的层次构成的等级结构。

如果在粒子物理领域内，高能过程对低能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脱耦），那它们对其它物理领域就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仅此一条，就使上文提到的为对撞机做公关的还原论说辞失去了依托。

标准模型的主要创立者之一，Sheldon Glashow, 在我组织的《量子场论的概念基础》讨论会（1996年3月）上指出：“粒子物理已经不再研究（在自然界）发现的物质，而是研究用可观代价制造出来的物质。

tau轻子或W 介子永远不可能有实际用处。K介子发现已有半个世纪了，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应用。（这类研究）不是对可带来繁荣的经济活动的有效投入，而是象喝苏格兰威士忌或听歌剧那样的纯粹支出：享受起来很舒服，但它提取而不是增加经济资源。”

其次，成功还带来了幻觉，以为公众和政府还会象“黄金时代”（战后到60年代）一样，毫无保留地支持对无穷无尽物质奥秘的一切奢华探索。

而实际上，由于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消失，粒子物理的进一步发展对美国残留的唯一价值，即国际威望（社会价值），已经毫无意义。为此所需付出的（人才和资源上的）代价，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即西欧和东亚的经济崛起及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的残酷竞争，对美国说来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负担。

因此，美国的科技决策界，经过30年的犹豫（其中高能物理学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容低估），到了90年代初，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终于痛下决心，放弃了基于还原论的对基础研究迷信的旧（Bush）模式，启动了以刺激经济、产业和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新模式。新模式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SSC。

不过，只要注意一下美国政府对“人类基因库”、“信息高速公路”、“大脑研究创议”等项目的支持，就可以知道，新模式并没有放弃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只是支持的必要前提是，研究必须为上述主要的经济-社会目标服务。

粒子物理的麻烦是，它毫无可能满足这一必要前提。

内外交困的粒子物理，到了90年代中，其危机深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小打小闹的诺贝尔奖得主不算，就标准模型的几位主要创立者而言，贡献最大的非MurryGell-Mann 莫属。他从80年代起就离开了粒子物理，转而推动复杂性研究。

我问过他原因。他说没什么可做了，剩下的让博士后去做吧。当然，他是大手笔、大眼界：粒子物理已经成熟，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工作可做了。能做的，既没有实用价值，也不能在理论上真正推进人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那还值得做吗？

Glashow的相似立场前面已经提到。当然，他觉悟得比较晚，到中间玻色子发现了才死心。至于StevenWeinberg，他当然绝不放弃他那还原论的终极理论的梦想。但他也明白，物理上真正有意义有用的的还是有效场论。

到1995年他出版The Quantum Theoryof Fields一书时, 已把我和Schweber合作的专批还原论、提倡有效场论的长文列入参考文献。在1996年3月的会上，他自己也大谈有效场论。

身处危机，搞理论的可以改行；搞实验的就意味着丢饭碗，因此需要公关（公关就免不了忽悠）。

公关的基本手法其实也简单。一是夸大科学意义，二是拼凑附带好处，三是压低估价。对于欧美富国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科学价值。真有价值，他们并非不肯出钱。

CERN要上LHC，就极力夸大上帝粒子（Higgs 粒子）的重要性, 政府和公众一时信了，结果筹够了钱。后来，Higgs 粒子终于发现了，那又怎样？的确，它证实了Weinberg1967年的猜想不错。

但宇宙的奥秘就此打开了吗？当然没有。

NobelCitation 对这项发现的意义也是高估了的。其实，它对理解质量起源并无贡献：质量仍然只是经验参数，只不过改头换面，以耦合常数的面目出现而已。

（2012年6月24日，曹天予教授在国际亚核物理学院[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ub-nuclear Physics]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Erice举行的量子色动力学问世40年庆典上，应邀作了题为"Key Steps Toward the Creation of QCD" 的特邀报告后，歌舞表演晚宴前，与量子色动力学的主要创立者Murry Gell-Mann 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