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第一讲，我野人献曝，先来做个报告。

书院很复杂，历史非常悠久，大概有一千年了。其间之形制、规矩多有变化，所以要综括地谈它的精神并不容易。不过，接到这个题目时，我就在想：若今天是个传统书院的讲会，那又会怎么做呢？

以刘宗周（证人社会仪）为例。其讲会皆有一位司会，也就是主持人。司会宣布讲会开始以后，敲云板；云板三声之后，司赞，也就是司仪，命童子歌诗。歌诗毕，再传云板三声，主讲人才开讲。

在主讲人和听众之间，还要虚设两席，虚位以侍。干什么？一位叫秉笔者，也就是记录；此外一位是讲友。讲友是来讨论的。此外尚须“另设一案于堂中，以待质疑者”，要专设一位质疑者。讲友和质疑者在讲的过程中不断提问，或讲毕代表听众来质疑，跟主讲人展开讨论。

这是在明代的情况，起码是浙江流行的方式。王阳明在绍兴蕺山书院就是这样，他的后学便也都维持了这样的制度，且会详细写在书院的会约会仪里。所谓会约，就是书院的规矩，告诉你讲会该怎么办，有哪些仪程、要如何进行等等。我刚刚说的制度，就见于证人书院的会约。

会约规定的不止是讲会如何进行，还有许多。如现在办活动，门口不是都有签到簿吗？签到簿，那时叫做会约簿。前面常有一段引言。我们这次也有签到簿，但估计就没有引言。这引言是说明这次是什么会、有何意义、有哪些规矩、会是怎么办的等等，其实甚为重要，我们现在皆是因陋就简。

还有，大家来参加讲会，但经费谁出呢？有些书院会自己出，有些 则是参加的人缴费。证人书院就说要缴费，然只需交一钱以上、三钱以下。意思是说要缴费，但不要你缴多。

讲会通常是早上七点钟到十一点。十一点结束以后，就该吃午饭了。那午餐又怎么办呢？通常是四人一桌，菜两荤两素。若讲会延续到晚上，那就荤素六色、酒数行。山长、地方官或比较尊贵的客人则“倍之”，更丰盛些。不像今天我们这样不管饭。

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书院有很多特点。

讲会有高度的仪式性。不是一上来就开始演讲，演讲前要焚香、要击云板、要歌诗。歌诗非常重要，因为儒家的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除了刚才说的以外，还有祭祀。每次讲会前，司会都要先到孔子像前上香。上香后才开始主持讲会。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讲会的仪式性。

其次该注意的是会约。许多人都知道或读过《白鹿洞规约》一类文献，但那只是大的、方向性地指明。每个书院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其实还有非常多、非常细的规范，包括怎样吃饭、怎么缴费、每个月聚几次，是朔望集，还是每个月初三、初七聚会？每个聚会多少小时等等。这些规定必须非常细，否则群体生活便难以进行。

现代人讲中国古代社会，常有个误会，说西方人才有契约精神、才有社团契约；中国只讲礼，只是宗族礼法型的有机社会，不是机械的小区社团组织，没有契约精神，所以法治不彰等等。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讲这话的的先生们，都不太懂中国的社、团、行、会。古代社团规章制度自汉魏以来就非常完备。书院的典章制度更是细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其中有许多生活性的规定，包括吃饭、喝茶。例如讲会开始之前总会有来宾先到，到了以后干嘛呢？闲晃？瞎扯？不，当然是先喝喝茶，以后再进行正式的讲会。

传统上书院都提供茶水，甚且供饭。固然有些书院要收会费，但也有不收的。如泰州学派的王艮（心斋），讲课时就有个樵夫常来听。他叫朱恕，后来也成了有名的学者。他每天砍柴都路过王心斋的书院。有次，听了入神，就每天来听，饿了、渴了就在书院里吃，后来即拜王艮为师。这类例子并不少见。

这些会约、规约、规则、会仪文献很多，只是今人不甚注意而已。每个书院的特色，从精神上理论上，可能还不太能分辨出来；但只要看看这些规约，立刻就能发现每个书院都是不一样的，各自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教学体系。

以上即是我要向各位介绍的第一部分。

二、

第二部分。我刚刚的介绍中有个细节，各位一定也注意到了：演讲时要留一个位子给质疑者。

书院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问难、辩论之精神。这是书院的精神特点，但不是书院的创造。这是中国学术上本来有的传统，书院不过继承和发扬了它而已。

那么，这个传统从哪来？从汉代的讲经来！

当然先秦诸子不用说了，儒家的师弟之间也是互相辩论的，各位读《论语》《孟子》等都能看到。但汉人讲经学时，把这种辩论的精神制度化了，刚刚说演讲时规定要安排一位质疑者的座位，就是要把这种精神用制度稳定下来。而这个制度是从汉代来的。

大家都知道汉代经学有师法、有家法。看来学派的师承传统极其严格，今文家，就只讲今文家的道理，决不会跟古文家混。今文家中又有不同的师法。比如同样讲今文《尚书》，还要分是欧阳《尚书》还是夏候《尚书》呢！这让我们感觉门户森严，师法很紧。但当时在老师讲经时，都会制度性地安排一个人，叫做“都讲”。类似助教。学问也非常好，其职务就是协助主讲。各位知道“都”字在汉字中即是主持之意。故他也负责讲，但他主要做什么呢？

我们平时讲课，学生心中都有疑问，因听讲的过程中还不是很熟悉老师的思路, 或不熟悉老师所讲的经典，所以听不明白。想问，却又担心问题是不是太幼稚了，问了以后别的同学会不会笑话我；不断的问，同学会不会嫌我烦，觉得我浪费了大家的时间等等。所以就都不敢问。

针对这种现象，当时遂专设一人负责提问。“春王正月，大一统也”，老师刚解释经文为什会这样写，都讲就追问什么叫“元”？什么叫“正月”？什么叫“大一统”？一统就一统，为什么“大”等等，不断追问之。这就构成了汉代讲经的特点。像《公羊传》徐彦的疏，翻开第一句“春王正月，大一统也”，底下就可看到它连续发了十几二十问。

这个传统在南北朝期间又扩大了。皇帝也常出来讲经，由大臣问难。汉魏南北朝有个流行的文体就叫做“难”。难是动词，以难倒别人为宗旨。有句成语叫“执经问难”，就是拿着经典和老师讲：刚刚讲错了吧？或这儿没讲清楚，没听出它是什么意思。经典中疑难的地方都要去质问，所以后来就形成“难”这种文体，如东方朔的《答客难》等等。难，这种论辩式的文体，是从经学中发展出来的，形成一种辩论的风气。这种风气在南北朝更是发扬光大，各位去读《昭明文选》就可以知道，“难”也被列为一体，有很多著名的互相诘难，成为名作，一直发展到隋唐。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孔颖达就很有趣，他年轻时去听人家讲经，执经问难，不断追问，结果让主讲者下不了台，把人家问倒了。以致主讲人竟派了刺客去杀他，他躲进大臣杨玄感家里才没被杀。可见当时问难十分激烈。

后来更予扩大。每年祭孔的释奠礼。祭祀（唐代的先圣是孔子，先师是颜回。有的时候还祭周公）后，典礼并没结束，还要由皇太子或者是皇帝自己主持大型的讲论，由五经博士等最有名望的儒家大师出来讲。侍讲、侍读讲毕，质疑者进而问难，再由皇太子或者皇帝主持吃一顿饭。席间，学士歌诗、作诗，最后才结束。

这是南北朝到唐代的制度。以后又扩大。自武德年间开始，光讲儒家还不行。祭孔后，把儒、道、佛三教名家全找来，举办“三教讲论”，让三教相互攻难。这是正式的礼典，每年都要举办。

到了宋代，这风气当然在书院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书院会讲在制度上才会设一名质疑者，目的就是专门找你碴，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辩论，以追求真理。

像朱熹办白鹿洞书院时，他就请陆象山去讲。各位都知道书院是要有宗旨的，每个书院，即代表一个学派或一位大师在此讲那一派的学问。朱熹办白鹿洞书院，亦是要讲明他这一路的学问。而朱熹已经和陆象山辩过了，鹅湖之会，他已非常清楚象山乃他最大的论敌。但他竟特意请象山到白鹿洞书院来讲课。象山也做了很好的准备，那天讲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讲得极好，举座动容！朱熹自己也在下面听，非常感动，所以他还请象山把讲义留下来，刻在白鹿洞书院里。

朱熹自己也一样。例如岳麓书院为什么有名呢?就是因为朱熹跑去那里跟张南轩反复辩论，他最重要的“中和新说”即形成于此。什么叫“参究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但人活着就有喜怒哀乐，你怎么能回到这喜怒哀乐未发的境地呢？对于此一难题，朱熹前后思想上是不一致的。所以跟张南轩反复讨论，南轩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朱熹也有变化，两人都受益，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诸如此类故事，均可见不同思想的交锋、辩论，在书院中是十分常见的。

当时禅林间也有这样的风气。因为禅宗本来就是在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吸收了这种风气。有开讲、有小参、有大参、还有晚参。小参是随机开讲，晚参是晚上开讲。听者除了在讲堂上质疑之外，还可到住持的住处去质疑问难，这跟书院是非常类似的。

三、

书院是要讲学的，讲会只是其中一环。我们现在这样讲，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要知道“书院是讲学的”这句话本身就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传统的学校是不讲学的！

古代学校就跟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一样。它们讲学吗？只有考试啊！让学生反复练习要考试的内容，反复背诵、反复记忆、反复做习题，然后周考、月考、期考，慢慢让你学到一套答题的技巧、应答的本领。因为它们不讲学，故不需要谈什么宗旨讲什么学问；书院却要讲学，所以跟学校迥异。

除了刚刚说的讲会之外，山长就要讲课。这跟讲会不太一样，主要是本门内部的讲习，讲自己的学问。

学派内部也有很多争论，并不因是山长讲学，其质疑和辩论就少了。像朱子学派在南宋时期有个后学叫王柏，在“诗经学”上很有建树。民国初年，疑古派就经常谈到他的《诗疑》。王柏是何基的学生，何基文集三十卷，里面居然有十八卷都是跟他这学生的往复辩论，有时一件事两人来往信函辩论可达到十几通。这不是很有趣吗？可见学派内的辩论甚是激烈。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即是靠这种有制度化保障的书院精神来发展的。

朱子后学学黄东发，则常参加别的学派的辩论。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因为已成为风气了，有时还会发生一些趣事。如明代的湛若水，跟阳明很熟，学术宗旨比较接近，但也微有异同。他非常喜欢辩论，辩到了人家都怕了他的地步。九十岁时到江西，阳明的学生邹东廓，正在江西吉安安福办书院，还告诫弟子说：湛老先生来了，他好论辩，你们不要与他轻启论端！其实湛若水是非常有趣的学者，在广东办书院时，门下有一百零二岁的、八十多岁的、九十多岁的，都来听课。他九十多岁了还到处和别人辩论，因为已养成习惯了。

所以这就代表了书院的精神。我刚刚讲第一个是它的仪式性，第二个是质疑辩难的风气，底下就要介绍山长的主讲。其实山长主讲并不常有，跟我们现在大学每个礼拜老师都要讲课不同。书院山长大概一两个月讲一次，平常并不讲，那么平常书院的精神是什么呢？是自学！就是你自己学习。

书院有个方向，告诉学生应该遵从什，有个精神上的导引，这些都由山长提点，而其他皆靠学者自学。有时学生程度太差了（入学时因为“有教无类”嘛，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山长会让入门较早的学长先带他。如陆象山通常会让学生邹约去带新生学礼。这点等下我还会讲，平常我们都以为阳明、象山都只讲本心良知。其实不然。他们其实甚重礼学，故先带他们学礼，其后老师再教。

象山在应天山书院时，建了个讲堂，而他自己住在另一处，叫“方丈”。每次开讲，都从方丈坐着轿子到讲堂，来时击鼓为号。学生听到鼓声就聚集了，讲毕，他坐着轿子回到方丈，学生有什么问题再到方丈去质疑问难，所以山长讲学本身也有仪式性。不然为什么要击鼓、坐轿子？

老师讲课通常会有讲义，因为他不是经常讲，讲通常是一个专题。比如说阳明在蕺山书院讲《大学》，就只讲“万物与我同体”这一专题。这就会有一篇讲稿叫讲义，如陆象山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小从喻于利”那样。讲完后，质疑问难的记录则是语录。我刚刚已说了，每次讲会都会有记录，山长在书院里与学生问达，也都有人记录，所以你去看朱熹的《语类》，非常繁复。

要看这些语录你才能明白这些老师有多么了不起。因为学生随时问，问题千奇百怪，老师随时作答，仓促间既不能查考文献、也无暇思考。因当时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非常紧密，学生随时请教，老师也义理精熟，故能如此。

语录比较庞杂，讲义就较明确，主要是专题。其过程也不像我们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这样，只是指点性的。像阳明讲《大学》只讲其中一句，你由此去想，整本书就能够掌握了，不必从头到尾把《大学》一章一句地串讲一遍。从头到尾串讲下去，是小学或蒙学才做的事，不是大学之道。现在大学便是从头到尾讲、一章一句串讲。

书院教学法是启发式的，辩论、启发、指点而已。山长亦不常讲，学生基本上只是自学。自己学、自己下功夫，学到某个地步，老师才给个指引或做个印证。这才是书院教学的方式。

书院对外另有宣讲，属于社会性的讲学。有时即在书院讲，但听众不只是书院原有的师生，还有外面社会上的人士。书院，你不能把它想象成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封闭式的。不！书院在山林之中或建在城市中，虽总有个规模，但其本质是社会性的，所以它的讲学是开放的，面对整个社会，有点像西方的传教士宣教。

这种讲，和讲会或山长的主讲又不一样，连说话方法都不相同。像阳明就教学生说：你们讲学，都拿着个圣人去和别人讲，别人看见圣人来了，都吓得跑了；所以你要像观世音渡化老百姓一样，要跟老百姓是一样的，用一套愚夫愚妇的语言态度，人家才听得进去。其后学颜山农，讲什么是良知时，甚至会在地上打滚，说看我“现成良知”。

这种面对社会的讲学，旨在教化，目的是要让社会风俗更为淳美。古代书院的山长们在这方面颇有表现，有很多故事。如清代诗人施闰章（愚山）主持一个书院，有天来了两兄弟，写了状子到书院告状，要争祖产。愚山说：我这里是书院，是讲学的地方，不是衙门；你们要告状，需到衙门去。但既然来了，那我们也不妨聊聊。就让两兄弟坐下来，跟他们谈兄弟友爱之道，结果讲得这两兄弟相拥痛哭，当场就把状子烧了回家去。

这些书院的山长啊，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大学教授的这点本领！我们都是概念性的术语、抽象化的学问，一般老百姓是听不懂的。但中国书院讲学至少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书院内部的，像《朱子语类》这种说理、论辩式的语言，还有一种是教化世俗的，像泰州学派这些。他们为什么能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作用呢？就是因为书院面对社会公众时，有一套愚夫愚妇的语言体系，能产生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另一个特点。

此外就是随机讲学。随机讲学就更多了，也很有意思。它不像上面介绍的讲会有充分的仪式性，有规矩。例如阳明到滁州，各位都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醉翁亭旁边有个湖，还有酿泉可以制酒，晚上阳明和学生就在那边论学、唱歌、聊天，歌声震动山谷。这类故事很多，故阳明的年谱说：“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于登游山水间也”。此即随机讲学，通常是带着学生到山林去游玩。为什么后人常说王学有狂者气象呢？就从这方面来，有孔子“吾与点也”那种暮春三月歌诗的味道。像嘉靖三年在天泉桥大会弟子，著名的“天泉证道”就发生在那时。有记载说当时“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或击鼓、或泛舟”。大家可以想象其气味！《朱子语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当年清华大学办国学院时，有天梁启超把学生都带到中山公园去玩，提醒学生说：我们现在办国学院，要恢复的是中国书院传统，而书院教育不是只有在课堂上，更重要的是师友讲习。他讲的，就是这种优游讲习的方式，可见书院这种传统对后世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现在的大学，通常下了课，老师和学生就没什么来往，同时你也不太可能带着学生出去玩，在山水之间讲学。

四、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书院的社会性。

五代北宋的书院很多原是家庭自己设的。五代史中曾记录江州地区陈姓家族，七代同堂，聚集了几百口人，每次吃饭都要击鼓为号。他们有不少小孩要读书，所以就聚了很多书，请先生来教。可是这个私塾，学生并不限于本宗族的子弟，所以江南名士都到他家里去读。换言之，这种看起来是家族本身的学堂，其实是面对社会开放的。

当时开学馆、置书楼、以延四方之士，四方人士都到他家去读书的私塾很不少，都有开放性的性质。这个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进化。

各位知道，孔子那时当然有教无类，但汉代以后，逐渐主持教育的都是世家。每个家族皆有他们自己家的学问、学术传统，比如王谢家族。宋代，家学才扩充到社会面，虽是私办，但却有公众的性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讲会也是如此。

刚刚我给各位介绍过书院的会簿。像玉山书院的会簿前面就写了一段引子说：玉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与年少，凡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良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地他方，但愿听讲，皆许前一天或当天登记，由我们领你进来听，照规矩行礼就可以了。而且若你真的胸中有见，许你上台主讲。有趣吧？对这个题目有独到见解的话，请你上台来讲！不但所有人都可听讲，还由你上台讲说。

正因为书院是社会性的、公众性的，所以它虽然以讲儒学为主，但你不能只把书院看成是儒家的。不错，书院只讲儒家的学问；祭祀时只祭孔子或本门宗师（如西湖的诂经精舍，是讲汉学的，故祭许慎、郑玄）。可书院绝对不纯属儒家，它属全社会。

且不说僧道来书院听讲的很多，许多书院它本身就是道观、佛寺办的。如宋朝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原属嵩阳观，是个道院。还有我们杭州的求是书院原先是普惠寺、万松书院则是原来的报恩寺。也就是说，它或原来是寺庙、或用寺院旧址、或在寺院支持下开办。因为办书院要钱，钱从哪儿来？寺庙有香火钱或有人家捐的山林，就从中拨一部分给书院，所以书院有学田、有学山。你现在去看白鹿洞书院，会觉得好小，只有一点点，而周边都是山。其实周边的山都是白鹿洞的，那就是学山。这些，早期很多是由寺庙来的。

以宋代来看，民间办的占一半，官办的（包括地方官、督抚、或者是京官、还有皇家敕建的这些加起来）也一半。可是不管怎样，书院是社会公众力量共同来建的，可能是僧道，也可能是官府，大家一起来建。

你也不能只把书院看成是汉文化、儒家文化。为什么？因为异族入主中原时办书院更是积极。比如元朝在还没有统一南方时，就已经开始办书院了，叫太极书院。是忽必烈一就位就办的。他平定南宋以后，更通令江南诸路广设书院，所以元朝的书院比宋朝还要多。

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南宋的书院皆在南方，最多的是江西，第二是浙江，第三是湖南。黄河流域几乎没有，书院集中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到元代以后黄河流域的书院就增加了，大概占到百分之二十，书院于是普及全国。

明朝还是以江西、浙江、广东占前三名，但湖南就不行了，广东崛起，书院甚多。这个比例，因做书院研究的人各自统计的数字不太一样，所以不太一定。有些人认为明代浙江的排名应该在广东和福建之后，有些则认为浙江是第二名。不过浙江地区的书院，大概最盛是清朝，排名第一，有395所书院。

我现在带来两篇文章，一篇是《清代新疆书院研究》，另一篇硕士论文是《清代苗疆书院研究》，可见书院在中国遍布各地。苗疆有苗疆的书院，新疆有新疆的书院。书院不是只有汉民族的，也不止在中原地区。

全国地各地都设书院，社会人士中僧、道、官员、士大夫都是办书院的积极分子。另外还有一些商人，比如杭州的祟文书院，其来历是当时的巡盐御史叶永胜经常在西湖举行聚会，生员坐着船去发题目，然后大家乘船出去，晚上敲钟，再回来交卷，聚会吃饭。他过世后，当地父老怀念他，建了一个书院，这就是后来的祟文书院。祟文书院影响甚大，甚至有一度把西湖书院并起来了，是个有名的书院。当时它前面祭朱子、后面祀叶永胜。

各位知道，书院和孔庙的祭祀并不完全一样。孔庙是左庙右学，是个平列结构，而书院通常是前殿后寝的。书院建筑在中轴线这儿主要是祭祀功能。可是最后面是藏书。藏书楼是书院中最高最重要的建筑，不然怎么叫书院呢？书院就是以书为主的，所以它有这样的形制。旁边则会有些其他的祠堂建制，老师学生另住在两边的斋舍。其建制大概是如此。

五、

以上是顺着我们今天这个讲会活动，大略向大家介绍一下书院的一般情况。但是我刚刚讲的每一点，都可以跟今天的大学来做对照。

各位听我的介绍，可以发现，贯穿在书院内部的是一种礼的精神或敬的精神。礼的外在是一种典礼、仪式，内在是一种敬的精神。这敬或  礼表现在什么地方？

第一，表现在祭祀上。书院必有祭祀，祭祀是书院非常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今天的大学里荡然无存。没祭祀就是没有学术传统、没有学术的传承。我们很多大学只纪念政治人物，立了一堆铜像塑像，但是大学自己学术本身的师承，啥时祭祀了？

其次是建筑。书院建筑中即有很多祭祀空间，让你进入书院以后，在一层一层祭祀的空间里肃然起敬。还有，读书的地方，我们现在叫做宿舍，跟工厂的工寮没什么两样。“宿舍”就是指你回去睡觉的地方，白天出外工作，晚上回去睡觉，所以叫做宿舍。但书院没有叫宿舍的，它称为斋。我们平时讲心斋、吃斋。斋是什么？是用行动来表现一种对事物恭敬的态度。像祭祀时为什要斋？可能要斋戒沐浴、可能要斋心。斋是代表一种我们对心身稳定的一种动作。所以，斋舍不是只回去睡觉的地方，我们主要学习、主要的实践功夫都是在你的斋房、你的书斋里体现的。你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到讲堂上听讲，仍是在书斋里自己用功。所以在这里就需要斋。

还有敬师，对老师的尊敬。刚刚讲陆象山开讲时要击鼓、要乘轿，为什么要有这些仪式、排场？他是想显示师道，要体现一种师生的关系。师生关系平时可以很亲密，但是他用某些制度让你去注意对老师对学问须有一种敬意。

还有就是敬业。这种敬业精神，在书院里非常强调，因为学生基本上是自学，自学就需要敬业精神。清朝以前书院是没考试制度的，清朝才把学校那套考试制度一部分用到书院，要求书院也考课。但在此之前，书院基本上皆不考试。你做学问是为自己做的，你学问好不好你自己清楚，我考你干什么呢？你为了考试来蒙混我，有这必要吗？而且也没有年限，你要读几年就读几年，所以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书院。

像王艮的儿子王东崖跟他爸跑到绍兴去，他爸讲学前，他便出来歌诗。后来就在绍兴拜钱德洪、王畿为师，在书院里待了二十多年。阳明还有个学生，阳明让他去参加科举，他说我不去，我跟老师读书，参加什么科举啊？阳明劝他说你随便去考考吧。他只得去了，但考完没等发榜就回来。阳明说你回来干嘛呀？学生说我要回来读书啊！等到发榜，中了状元，他也不去做官，仍在书院跟着老师读书。

书院史中这些例子太多了。人的敬业，自然会影响到人格。明朝的东林书院各位都知道，高明泰重修东林书院后，安徽人施璜来无锡求学。后因家中有事，得回去。高就跟他约：某年某月某日回书院来，我安排一次讲座，你来讲。他答应了。届时，讲会安排好了，左等右等，却还没来。弟子们都说怎么可能呢，隔了那么多年，老师也太固执了。高说不，我们书院的精神是重然诺的，我这学生若违背了承诺，以后我就不教书了。果然讲会快开始时，就看到施璜领着儿子已挑着行李赶到书院门口了。

这类故事太多了。敬业本来是《礼记．学记》讲的，读大学，须学得敬业乐群。但敬业这种精神，在学校传统中是没有的，学校跟欧洲的大学一样，学生荒唐度日，酗酒打架，闹着玩，谈恋爱，乱七八糟。只有在书院里还有这样的精神。

再就是刚刚跟各位介绍的，书院在礼底下表现出的契约精神。现代的学堂呢？现代学堂有两种形式，一是中小学，管得非常死，规矩很多，其目的是要把学生控束住。从前是发型、衣服裙子的形式长短都要管；现在其实也差不多，只是换了些形式。但大学又极为散漫，毫无规矩。university，又称“由你玩四年”，谁管你啊？以致大学生几乎都养成了恶劣的习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天天睡懒觉。没有礼的精神灌输其中，你寻思着要他们守什么规约，必然引起反弹。老师进教室讲课，学生起来敬礼都不会；下课，学生一轰而散，也不懂得要跟你敬礼，没任何仪式。学生迟到早退，在课堂上喝饮料吃汉堡等等都算是客气的；课堂上打瞌睡、玩手机、抱着男女朋友磨磨蹭蹭、乱七八糟的很多。我在大学教书将近四十年，可说看遍了两岸青年荒唐史，可是在书院史里，哪有这样的事？

刚刚我也反复讲过书院的自学精神。书院所要教给学生的东西，跟学校是两回事。学校教的是一套考试的技术与知识。这些知识只有考试才有用，考试完了，这套学问就一钱不值，所以只是敲门砖，叫做利禄之学。而书院跟学校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义利之辨！读书不是为了求科举跟功名，是为自己读的，不是为了老师、不是为了家长。是我自己想要做个明白人，懂道理的明白人。

自学自律，为己之学，这种精神贯穿于书院中。正因这样，书院才必须要有藏书。因为是自学，学生更多的是从书本子上查考，而不是靠老师教你什么。现在的教育却只是读教科书、读老师的讲义。传统书院不是，是自学，要自己去找书。目前，我们中小学图书馆是没用的，学校也不重视图书馆。好一点的大学，图书馆好些，北大、浙大、清华的图书馆都很好，但学生有没有养成利用图书馆的习惯呢？没有，大多只是去那里读课本、做作业，没有自学的习惯。其实大学哪需要老师讲课？你只要钻进去书山去，自然可学到很多东西，并不太需要老师。老师起些指点性的、印证性的作用就够了。这即是传统书院的教学。

书院不但要藏书，还要刻书、印书。它是个出版系统，是面对社会的。现在大学一般也不重视出版功能。只有少数大学的出版社办得还可以，而很多大学并没有出版社。有的，印的也多是些教科书、考试用书。真正面对社会，改善风俗、启迪知识的著作却不太多。

因为书院不是功利之学，所以书院又都有反官学的倾向。朱熹、叶适、陈亮他们办书院时，不约而同地都讲为什么要办书院？因为学校太差了。学校为什么差？因为学生来读书都是为了将来的出路，跟现在的大学一样，学生选你这个科系，读中文、历史、哲学，千万个不甘愿。因为他觉得这些没出路。选科系，就是奔着出路来的，不是为了你的学问。学生一上课就问“这课分数怎么给、怎么考试？”我讲的东西有多么重要、我的见解有多么难得听到等等，他都不在意。若觉得这跟他的分数没什么关系，或你分数给得不够漂亮，他就不修了。这就是功利之学。书院就反对这个。

另外，书院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认为“途之人皆可为禹”“人皆可为尧舜”。所以，书院里有102岁的老人，且凡童子以上，只要知义礼的都可来学习，故它具有开放性。

现在所谓的“开放大学”，就是通过网络教学的这种开放性的大学，如今才开始渐渐多起来。而它之所以称为开放性大学，即是因为我们正式的大学并不开放、不面向社会，所以我们才用网络面向社会，以资补救。然而传统书院恰好就是面向社会的，因为它具有儒家经世致用的目的。我是讲学，但通过我的讲学，却能够移风易俗，能改造这个世界，这是书院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所以书院不是象牙塔，除了钻研学问，它还要影响社会。

还有，刚才说过书院的师生感情非常深厚，尊师重道就不用说了。关键是什么？它有个原理。老师选学生，学生也选老师。各位都知道，书院跟学校不一样。以明朝清朝为例，学校的学官是官方选派的，学生按籍贯入学。州学、府学、县学皆然，跟现在的学校一样，有学区、有学籍嘛！但书院不是，书院学生都是跨省而来的。学生选择老师、书院。是因为书院各有宗旨、有风格各别的学者，可以选择要跟哪个老师学、要学什么学问。学生大老远来，穿州过府走几百里到学院去学。这才是从师、才是求学、才是问道。

同时书院也选学生。像杭州的诂经精舍，为什么好？它学生很少，总共才十八人。阮元在广东办学海堂时，略多些，正取生二十名，附取生20名，总共也才四十人。所有书院的学生都非常少，精挑细选。如陈澧，被选中到学院读书时，已是举人了，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望。书院选了这样一批读书种子来培养，焉得不出人才？

老师选学生，学生选老师。所以到书院以后，师生关系当然非常紧密。因为人很少，吃住生活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下来，天天问学诘难，感情如家人父子。当然不是现在大学乱七八糟的师生关系能比得上的。现在一个大学几万人，校区又分散在好几处，动辄相隔数十公里甚而数百公里，教室则动辄数十百人上课。以致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也不认识老师。我就常碰到一些大学毕业生，问他们是什么科系毕业的、他们系上有什么老师？许多学生连老师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当时朱熹就说学校为什么差？就是老师“以学校为传舍”，把学校当旅馆，我住几年就走了；学生则“视老师如路人”，路上看到了也不打招呼，假装不认识。结果，过几年也就真的不认识，名字也忘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书院的学生不是为了文凭，所以不会这样。

现在大学里每年还有许多学生跳楼自杀的，清华、北大、北师大年年都要死很多人，估计浙大也不例外。其他疯的、变成废人的，不可胜数。师生反目，结为死仇，甚或打官司告来告去的，也不可胜数。我读古代书院史料，可也读得多了，从来没见过这等事。

六、

刚才还讲到书院一个特别的地方：教育显示为整个社会共同的事业，其功效也影响于整个社会。

什么叫教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个人都觉得教育是本来大家皆应该做的事业。所以社会各方面的官员、商人、读书人、农民乃至方外僧道都要办书院。但不论你是不是官员，办的书院都属私学。私学是什么意思？就是教育不是国家化的。

其非国家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书院的山长不接受政府的官爵与俸禄。各位都知道，现在大陆的学校是行政化的，校长都有级别，而古代山长没有。二，虽然山长后期没有这么强的独立性，但也是地方官专门礼请来的。中国的老师，向来相对于请他来教书的人来讲，叫西席，是客人，不隶属于你。所以即使是官方礼聘，也不隶属地方官、不归你管，不是官府的员工。若是由乡绅们推举出来，也同样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跟学官不一样。而且他没有上级机构，没有教育部。

各位看当年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时，为什么要反复跟蒋中正、陈立夫他们去争呢？复性书院是蒋先生自己拿钱出来办的。但马先生认为：政府虽给我钱，可我不是你的官，我也不隶属教育部；我的师资、课程、教材都跟你无关。后来教育部要求他报送课程，他才大发脾气。

为什么？自古以来，书院的课程就都是自己定的，学术宗旨或请谁讲也由自己定，关政府什么事？政府可以出钱、可以赐匾，但书院是私学，不属国家教育体系。所以它自己订学规、自己订教学方式、自己有教材，不受政府管，没有统一的教材。

还有祭祀。祭祀本门的宗师，尊崇学派本身的学术传统。那才是我尊崇的对象，而不是官府。

此外，老师选择学生、学生选择老师，反对科举，反对官学等等，书院从创办以来，就不断强调这个态度，说我是补官学之偏、补学校之弊，我才是真正的学问。因为学校不行了，我们才办书院，来救教育、救社会、救人心。

这个道理，讲得最透彻的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他说现在 “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只想出路、只想赚钱，所以“朝廷设立，以变其本领”，用国家的力量来改变读书人原有的本质。因此有才能者“始自拔于朝野之间”，都是学校体制之外出来的。这就是学校变而为书院的基本道理。国家的教育体制不行了，故书院作为国家教育体制的对立面而出现。

这情况跟现在一模一样，现在为什么大家要高谈书院精神、为什么到处在办书院？就因为官办教育太差了！官办教育不行，其实也不是件新鲜事。古代官办教育就不行，现在也不行，将来还是不行的！

不是中国不行，外国也不行！我这次来杭州时，在机场买了一本书，叫做《国家为什么崩溃？》。哈哈哈，其中有一章就是谈教育崩溃的，主要谈美国的公立教育。

美国教育被我们很多人视为典范，觉得好。但很少人真正研究过美国教育史。要研究它，你才知道其教育沉疴极深。五十年代，就想做教育改革，没结果；八十年代又改，然而到现在还是不行。像这本书就告诉我们：美国在教育上投入越来多。跟我们一样，国家总是告诉你说，教育支出已越来越多了，投给北大多少、给清华多少，投给整个高教又有多少。可是个人呢？国家投了一堆钱以后，个人就可以少投入了吗？不，诡谲的是：个人教育的投入也很多、且还在不断增加。现在，每个家庭的教育投入跟国家的教育投入，与二十年前相比，增加了十倍都不止。但是我们教育品质有高十倍吗？绝对没有！说现在的教授，学问比二十年前的穷苦学者好十倍，谁不认为是笑话？美国情况也是一样，教育投入太多，而产出很少，所有人都觉得教育不值得。

以上这只是他的一个小论点，其他还讲了许多。总之，它鼓励大家不要去读大学了，读了也是白费，根本学不到东西。而且，不仅学不到东西，它还很现实地点破你：读出来想谋个好职位的想法实际上更荒谬。他做了很多统计，告诉你这想法乃是假的、虚幻的。本来就学不到东西，又得不到你想要的富贵。

所以，它有一章的标题就叫“虚度光阴，浪费精力”。由此入手，它告诉你，现在读大学无非浪费光阴而已，然后说大学教育是如此空洞无物、华而不实；而获得大学学历，在经济上又是如此地得不偿失；以致于高等教育变成一场四年之久的聚会，用廉价啤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跟朋友一起打发无聊的时光，花着父母辛苦赚来的钱，到低档的溜冰场寻欢作乐而已，大学内容无非如此。所以，他建议大家不要读大学；其次，主张美国放弃所有的公立教育体系。

像这样的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从废科举立学堂以来，我们一直在走教育国家化的路子，而教育国家化的结果，是失败的。不但中国失败，美国也失败。美国没有教育部，你会觉得它本来应该是很好的。可是还是不行、还是有问题。

七、

所以，谈书院传统是十分重要的事，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想很多东西，几乎今天碰到的所有问题，只要回到书院传统上去想，答案就都在那儿了。书院的路子其实是对的，而今天我们却走了相反的路。这条路也不是只有我们在走，其他国家也都在走，但它可惜是错的。

当年，张之洞写《劝学篇》时很有意思。他说外国的大小学堂都要收费，只有我们中国书院不收，还要给学生钱，叫做“膏火”。就是晚上读书时，给学生钱让油灯添点油。张之洞认为这样不对，养成很多穷人在书院里耗着，以得一点救济，所以应该改造。

这就是当时人的想法，老觉得是我们错了，西方对，该学人家。但你要搞清楚，书院是养士的。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个人来说，我有责任从一个无知的人变成有知的人、从不懂道理的人变成懂道理的人。对社会来讲，社会也有责任培养子弟读书。如父母教育孩子即是他的责任，凡父母都不能逃避这个责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种树，是社会的责任，栽培好子弟也是一样，你可以说应采取“使用者付费”的原则，要求子女交了费才教育他吗？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要求后人给我们钱，不然我就不帮你种树，有这道理吗？教育，哪有什么使用者付费的说法？书院是由社会人士提供各自的资源，商人提供商人的、官员提供官员的，大家一起来办学。办学是养士，以提供社会长远发展需要的人才。这是社会自己的需要，也是自己的责任，怎么可以推给受教育者？

过去，教育可以改善受教者的社会地位，但在学生要交钱以后就不行了。越有钱的人越能享受好的教育。如台湾，台大学生的家庭社经地位就比私立大学学生好很多。大陆也相同，越是好学校，学生家庭社经地位也越高。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资源，不是穷人家小孩能有的。所以现在的教育体制只是强化了贫富差距，使得穷人越来越穷、无知者越来越无知，没可能改善。就跟好学校和差的学校一样，浙江山区里的学校能跟浙大比吗？一辈子都比不上！经费、设备、人员、师资等等都比不上，教育资源就是差。所以说书院是养士的教育，是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只是一个企业。

建筑也可以对比一下。书院多建在山明水秀之地，有山林之胜;亭台楼阁，帮助学生在礼的敬肃精神之外还有一种乐的藏息悠游之感。在教育中，书院也特别强调雅集。像《学海堂志》中就专门有一篇《雅集志》，规定每个月都要出来玩，要有雅集，这即是礼乐调节的态度，跟建筑的原理适相配合。这些，都和现在大学大不相同。现在大学建筑不像书院有整体性，东盖个楼，西盖个房，风格比较像工厂或像衙门，相关配置也像机关，而不像个教育机构。丧失了很多教育机构的原理。

八、

书院跟现代教育有非常多可以对比之处，值得我们继续的挖掘，但时间有限，我不能再申论下去了。因为最后还得花一点时间来介绍目前的书院运动。

国学热在大陆热了二十年之后，最近这几年，书院成为国学热中一个新的着力点。原先大家讲国学，慢慢觉得光是喊国学还比较空泛。国学如何落实，特别是在教育上我们怎么进行国学教育呢？书院就是大家找到的一个新着力点。

这种书院运动显示在几个方面。一，民间所办的各种私塾、读经班，多开始把自己称为书院。当然这些不是书院。因为没有大儒讲学、没有藏书、没有学术宗旨，只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找几个小孩子教蒙学而已。所谓经典，其实也只是《弟子规》这一类蒙书，层次较低。但他们愿意把自己称为书院，起码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依托或向往。这类非常多，是第一大类。

第二，社会上对书院这个词也越来越有好感，代表很多美好的想象。像一些房地产公司，要开发好一点的小区，常会将之称为某某书院，这样就变成一个文化小区，可以卖得非常好。买家想：既然叫做书院，这个小区肯定人文荟萃，有书香。大家就会愿意到这地方买这房子。

还有很多人就以书院为名义，找地方政府批地做地产。另有很多会所，原先只是吃喝玩乐的地方，但现在政策不让办了。会所若想维持下去，怎么办呢？于是就纷纷改名为书院。高端的书院，会摆明：我们不是只有吃喝玩乐，我们也会请人来讲学、教课等等，只是顺便吃喝一下。此外还有各色其他社会团体，也纷纷叫书院。据称有人统计说中国现有三千多家书院。也有人说恐怕三万家都不止，很多没调查到的。

既然书院遍地都是，那么大家通通气，成立个中华书院联合会如何？最近是有杜维明、许嘉璐诸先生在奔走此事，且已找了饶宗颐先生挂名做会长。但书院基本是南腔北调的，都是山林之士，都反官学，各有各的主张，大家层次又不一样，有些是蒙学，有些有高端的理想，要怎么统合起来？而且谁管理谁、谁领导谁呢？我刚刚讲了，书院乃独立之机构、自由之讲学，谁能领导他们？

当然，你也可以说目前基本上没有什么书院。因为当代没有大儒啊，学问最好的就是我了，也不过如此。没有大儒、没有大儒讲学，哪有书院？大儒讲学，开宗立派，才能建立一个书院的宗旨。有宗旨、有方法、有讲学，才真的是书院。现在有吗？做得到吗？没有，那就只是虚热闹、假象、叶公好龙而非真龙罢了。

这话自是事实！现在人讲书院，实际上代表一种文化认同、文化理想，它是个符号。目前书院多半还只是承担社会中的文化普及工作。真正能够像过去一样，有藏书、有大儒、有宗旨、有自由讲习、有一群人住在里面几十年以研究学问，是没有的。所以现在书院只可算是有个复兴的契机。

这个机会当然是外在环境给的，因为我们的教育实在太坏了，所以大家才对书院有很大的期待。我们也希望书院能够承担反省目前教育体制缺失的任务，以此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新的方向，让教育更好地回归到教育的本质上。

问答

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复性书院的情况？

答：抗战间，马一浮先生跟着浙大一路撤退，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后来陈立夫、刘百闵几位就来游说马先生办书院。遂于四川乐山大佛上面的乌尤寺办了复性书院。抗战结束后，复性书院跟着马先生回到杭州。但已经没有讲学活动了，以刻书为主。马先生过世后，故居荒废。前些年市政府整理了，作为马一浮的纪念馆。后来，我跟市府商量，说马先生的志业（希望通过书院教育社会）还没有得到发挥。若我们可利用这个馆开办一些讲学活动或学术活动，这个馆就可以活起来，做更好的利用。所以自今年一月一日起，市府交给我来负责运营。

现在主要工作是修房子。找了鉴定师鉴定，看是不是危楼、要怎么修等等。这房子本身是个文物，维修比较麻烦，找设计师、跟文物单位反复磋商，很费气力。目前设计稿已经一大摞了，程序还比较慢。我不知道今年审批程序能不能跑完。政府是这样的：这个房子搁在那边烂掉不要紧，但若我们要拿来办活动，就会有很多的规矩，所以比较麻烦。

修房子的同时，我们编了个电子报，一方面介绍我们办的一些相关文化活动，如读书会、国学营，还有一些讲会，以及筹备诗社跟琴社等。马先生诗非常好，西湖本来也有诗的传统，所以都准备办。另外，我们已收集了所有关于马一浮先生的资料，定期会刊布，另征集一些新的研究，以增加大家对马先生的认识。

但我的态度不完全是为马先生服务的。我只是希望通过他而让大家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面相。因为他毕竟还是宋明理学的路数，学术还有其他面向，非马先生的学问所能涵括。但通过马先生，我们却可以对整个中国传统有更丰富的认知。对现代人来说，马先生所钻研的心性问题，恐怕正是现代人最陌生的了。我希望在这里有更好的提倡，所以复性书院目前就要正式招生了。要招的就是大学生。

现在民间的读经班，对象都是小孩子，差不多读到高中阶段就会碰到选择，到底是继续读私塾呢？还是回归到体制里面来，参加应试教育？如参加应试教育，当然会不适应。那么就选择逃避吧，让小孩出国好了。可是出了国，之前读的的东西更是断了；如转到应试教育，回归体制，原来学的东西也不能接轨，真是左右为难！没关系，我把书院办起来，都到我这边来读吧！可以读高中、读大学、硕士、博士，甚至永远在我这儿读，像传统书院一样也没有关系，学无止境嘛！所以我现在准备把复性书院做实，正式开班。我要建立一个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私学系统。

我在教育主流体制中太久了，各种学校类型都办过，在台湾办过的两所大学，十年间都是台湾新办大学里最好的。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我办的大学就是把传统书院精神糅合在现代大学体制里的。牛刀小试，便成典范。现在在大陆，我没有机会再办大学，同时也想：与其这样做重复的事，不如恢复，所以古代书院该怎么办，我们就照着怎么办。这样同样可以建立一个体系。这是个新的尝试，希望各位支持！

问：我是工作于敬一书院的一名博士生。对于龚老师，我们当然是高山仰止，无论是学问还是就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而言。也很希望龚老师能去我们敬一书院看看，地方就在孤山西泠印社上面。

听讲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本次演讲主题是“书院精神”，所以很多话题围绕“道”的层面展开。但在现实层面中，会遇到很多“技”的的问题。尤其在现行体制下，很多理想，一旦落地就可能变形或变质。如何才能做到“道”与“技”统一？到底有怎样的“术”维护这个“道”，让“道”不坠落？

另外，书院如果是由政府批准的，很可能就会出现类似南方科大的情况。那能否有其他办法来做呢？比如依靠自己产业的力量来经营。我们敬一书院最近也会在宁波再造个书院。所以，您会怎么看书院与产业的关系？

答：您的问题很实际，主题是书院怎么经营。现在，大家热衷办书院，书院很多。这表示有志之士不少。毕竟，现在办书院还是困难重重的，环境不利。所以会有人想组织书院联合会，因为大家都希望能通气，不同的经验可以互相交流、切磋或互相取暖。我刚听到你们书院的规模、未来的展望，我也非常高兴。

至于书院具体经营的问题，跟寺庙一样，寺庙的经营管理，寺院经济本身便是一个大问题，形态非常复杂。当代的书院，是重新恢复的传统。恢复的过程中，每个点依托的条件并不一样，有些靠政府的支持，有些依托产业的资源，有些凭借社会人脉关系。依托条件不一样，经营模式也就不同。

这里没有一定的规章，但有一定的原则。这原则就是：若孔子在今天要办书院，他当然没钱，可能去找子贡出钱。那么，子贡出钱了，孔子是不是就得听子贡的呢？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是谁出钱就听谁的，出钱的是董事长。那将来你跟出钱的老板闹翻了，怎么办呢？双方理念不一样，这就是最难处理之处。古代书院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出钱归出钱，书院归书院。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书院是官办的，但是官办的书院照样骂官学。朱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办白鹿洞书院时，就是当地的学官，是管教育的；但他还是自己去办书院，天天骂学校教育。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所有人都这样。官办归官办，商人出钱归商人出钱。大家一起办书院，这是共同事业；可是书院是独立的，不归出钱的人，这是大家都该有的基本默契。

我为什么要重开复性书院呢？打自己的旗号不是也行吗？我的学问亦未必不如马先生。但我还是要根据学术传统来办。因为，我跟马先生一样，都是替孔子打工、替传统文化打工的，我们只是个传承者。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心态。出钱赞助的官方或其他人等等，大家要有这样共同的想法，才能一起合作下去，否则书院即使办起来，也维持不久。

再来谈书院的道与技之问题。不管怎么说，书院都是讲道的地方，不是学技术之地。中国书院第一次的衰弱（就是变质）还不是废科举，而是把书院泛化，什么都叫做书院。学医的也叫书院、学外文的也叫书院、教农业的也叫书院，所有教育机构通通叫书院。这在清代道光咸丰，已经很普遍了，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教育机构也都叫书院，浙大前身求是书院就是这种类型。当时求是书院的总教习就是老外，当时是个西式的书院。现在到香港澳门你还可看到这种情况，很多中学都叫做书院。

但这跟传统书院是不同的。书院需是为己之学，是要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谈这个，没有道而光讲技是不行的。技术最多是接引，学生应该是学“道”而应用“技”。所以在书院道是根本，技可以作为接引，或作为将来学生应世时的一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