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 涩泽荣一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04月 

《论语》中国儒学的经典，“算盘”商业中的工具，一者以义为代表一者以利为代表，一般认为两者如车之两轮没共通之处，但有个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就是有“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先生，以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解析了“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我对涩泽荣一不算太陌生，在不少描写幕府的书中都有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日本篇》对他有介绍，涩泽荣一“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经商思想被称为是“日本崛起的秘诀”。他曾是幕府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部下，并且在德川庆喜下台后他给庆喜极大的帮助并谨守为臣之道，他还投巨资编撰了数百万字的八卷本《德川庆喜公传》。涩泽荣一极守儒家的礼节完全是个君子。

《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明治前后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士农工商中商人是排到最后的，一般人对商人没好感，商人亦有很多不为人称道的行径，有什么办法可提高商人的素质？涩泽荣一从《论语》中找到答案。他认为后代的儒学误解了孔子的学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在他们看来，《论语》中说的“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二者是冰炭不相容的，后代的儒学认为，孔子的意思是，富贵者无仁义王道之心，要成为仁者，就得舍弃富贵的念头。但是，涩泽荣一自己说遍查《论语》20篇，这种意思是一处也找不到的。举例来看，《论语》中有一句话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这，不去也。”一般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轻视富贵，但涩泽荣一认为从一个侧面来说的，就知道完全没有鄙视富贵的意思，只是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孔子要说的是，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富贵，则宁可贫贱；但如果是沿着正道而求得的富贵，由可泰然处之；另有一例，《论语》中有一句话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句话一般也被解释成鄙视富贵，但涩泽荣一认为，句中丝毫没有鄙视富贵之处，富而可求，虽然卑贱的执鞭之人也可以干，说的是只要从正道以求富，下半句是说，不以正当的方法致富，则永远不与富结缘，与其用奸恶的手段去积累财富，不如甘于贫贱而行正道。总结这两句的意思，就是由正道而致富，虽当执鞭之士亦无妨；但是，如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则宁可贫贱。孔子所说的富是正当的富，对于不正当的富，不合乎道的功名，他是不赞同的。可是后代的儒学不明其间的区别，只要说到富贵，说到功名，不论其善恶，一概视之为恶，这不太轻率了吗？合乎道理的富贵、功名，连孔子也会争先求之。因此，涩泽荣一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和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涩泽荣一认为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并且涩泽荣一对此联系到一个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考虑，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涩泽荣一（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在日本，涩泽荣一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他一生的业绩确实宏伟非凡，远非他人所能比拟，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更重要的是，他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并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于是涩泽荣一却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递交了辞呈，要弃官从商。辞官后的涩泽荣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还成为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的人。他的著作《论语和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以上资料摘自百度）

儒学是孔子创立的，在中国儒学也几经变迁，一变为汉代经学，再变为宋明理学，三变为经世致用之学，一向都是各有各的认识，涩泽荣一的儒学，又同中国的儒学大不一样。涩泽荣一拿的那本《论语》，尽管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是内涵是不是还是那些内涵，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因为涩泽对《论语》的解释，已经在本质上对《论语》进行了改造，从孔子开始，儒学就有一个共同基点，即特别强调义利之辨，尤其是义利之分，基调是重义轻利；而涩泽的解释则强调义利之合，强调的是孔子重视财富不亚于重视道德。仅仅这一点，就使涩泽的《论语》打上了鲜明的“大和”印记和一般人的认识并不同。所以，认为涩泽荣一成功地弘扬了中国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情判断代替了理性判断，尤其是那种用模糊的“东方”概念来展开论述的，多半都忽视了甚至是有意回避了日本与中国的差异。虽然涩泽荣一所说的《论语》不是我们熟知的那部《论语》，涩泽荣一推崇的孔子也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孔子，但涩泽荣一的做法，却值得我们在中国研究管理时思考。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割断传统，当然传统本身也要和现实相结合，因为变化着的传统依然是传统。试图割断传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灿烂的明天，最终都会撞上传统的南墙。虽然很多中、日的儒学家对涩泽如何不屑，不管涩泽荣一对儒学的表达多么“浅薄”，也不管他的思想中有多少“自相矛盾”，能够正面影响历史进程并产生了如此效应的人物，无疑属于大师一类的人物。涩泽荣一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符合工商社会的观念，在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给传统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个人认为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时，社会就为个人的非法获利留下了空间，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自律就更显得重要。如果没有道德的依托，市场经济的架构最终将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即使在今天，《论语》与算盘也应该合而不能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因此《“论语”与算盘》这类的书就有其生存的空间就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