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为中心

父亲在家里，一切以他为中心。从我记事起，他与我们的联系，就是支使我们做事：买东西，扫地，洗菜，倒垃圾，买煤球，打煤糕，给他洗衣服（没有洗衣机）。他自己从来不上街采买，家庭日用购买除了母亲就是我们，包括父亲自己用的烟、茶、火柴、墨水、浆糊、邮票......。1961年，我9岁，正是全国经济困难时期，他有胃病，要吃精细一点的蔬菜，经常让我坐电车从和平里到东单菜市场给他买菜，他大概觉得我胆子大，泼辣一些。那是十几站的路程，一个9岁的小姑娘，挎着大篮子，上车、下车，走几步，歇一歇。在冬天的风雪中，我的双手冻得通红，裂开了那么多的口子，疼死了！父亲的眼睛，绝不会注意到我的手，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痛？当我一步一步往家走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样子就像故事书里的童养媳。到了1970年代末，纸烟虽说不要票了，但也限制购买，比如一次只能买两盒。有一次我二姐到天津出差，沿着大街，一个店铺一个店铺地去给他买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买够了父亲要的两条烟。回家后，他拿着女儿好不容易买到的烟，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二姐连口水都没有喝，他就说，时候不早了，赶快做饭去吧。他根本不问买烟有什么难处，也不会关心女儿在太阳底下走了多少路，是否已经饥肠辘辘，自己能为帮助了他的人做些什么？二姐说到这件事时，流了泪。父亲有胃病，吃好一点的青菜并不过分，以我们那时的觉悟，对他抽烟也不会指责，但是他对待我们如此冷漠，不问冷暖，让人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我母亲带着全家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有一次，他让上小学的弟弟到5里外的镇上给他发一封信，弟弟说，我还要上学去呢。他立刻瞪起眼睛。母亲悄悄告诉弟弟，先把信放在书包里，放学后再去发。我们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当他让我们为他做事的时候，不管你是否要去上学、要做作业、要高考复习，或在拉琴、在看书，稍有怠慢，他就会瞪眼睛，稍有解释，就被视为顶嘴，巴掌很快就会跟上来。

说件可笑的事。到了晚年他知道，如果他的文集没有财政补贴，出版社是不给出的，于是决定自费印制。我们帮助他排版印出清样，请他自己校对最容易校的诗歌部分。他一边校一边烦，说：我写了那么多东西，从来自己没有校对过。一气之下，不校了。这种最该自己做的事，也不愿意做，自己还能做什么呢？反过来却不断催家里人给他校对书稿。

从我们姐妹到弟弟，从没有过还手意识，要么躲，要么扛。有一次他让弟弟做什么事，弟弟没有去，他拿起捅炉子的铁条就往他身上抡。弟弟急了，说他是秦始皇！是暴君！他说："我就是秦始皇！就是暴君！你们能怎么样？" 当他从我们的眼中看到了对他的不满时，总是愤愤地说，别以为你们是靠着墙根长大的，你们把我的稿费都花光了！似乎他养育了我们，他就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们。毛泽东小时候，威胁要对他施暴的父亲：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跳池塘。我们原以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是有效的，可是在我们家行不通，下一轮的暴力仍会出现。

父亲让我们做事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就算他在写作，就算他在思考，可这是一个人连起码的父爱都没有的理由吗？过去曾看到诗人李季带着孩子们去游泳，诗人闻捷带着几个女儿去公园，而我们的爸爸却从来没有带我们去哪儿玩过。小学唯一一次去动物园，是妈妈带我们姐妹4个去的。

多年后我看到方方的小说《风景》，故事中的父亲动不动就对孩子们拳打脚踢，像对野猫野狗似地，一点都不奇怪。这种家庭中的冷酷，我并不陌生。对于那些底层市民家庭，你可以说是为贫困所逼，为愚昧所致，那么邢野的暴躁来自哪里？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不能控制我们来到世上，也就成了无奈的养育。

是啊，靠着他的养育，我们可以衣食无忧地长大，上学。他曾表示，你们如果有本事考上大学，我都供。但他未必想到，二姐为了早些脱离家庭，养活自己，恢复高考时，放弃了考大学，她怕失去工作、失去收入，不想让父亲脾气一上来，就总把供她上大学挂在嘴上。而以她的文化基础，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看《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看得泪流满面：如此大学问家，有如此深厚的父爱，实在不敢想象。梁启超有那么多孩子，对哪一个都不怠慢，从孩子们的学习、做人到婚嫁，都关怀备至，孩子们在海外，他也要一一嘱咐到，他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人文修养应该是什么样的。

从父亲身上，开始了我的怀疑。父亲在共产党队伍中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他学至高中，为了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参加革命后就与自己的家庭断绝了联系。我不明白：就算他出身天津商埠，旧时代天津市井习气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太深，任何人都不可能自拔于其中，但你邢野同志毕竟看了不少五四新文学的书，毕竟参加了反封建、求民主的革命队伍，为什么最基本的人权、平等、个性、人格尊重等概念在你这里几乎是空白？反封建不是共产党让人们跟着自己走的口号吗？我反复地想过这样的问题：这个党、这种社会如果连邢野的"封建专制残余"都改造不了，人们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信服将从哪里开始呢？

现实生活，一方面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文化浸染，一方面还有新的等级秩序的造就。那些级别更高的人， 家里有厨子、司机、警卫员、保姆，可以什么都不管。他为人民"忘我"工作，"人民"也在为他全心全意地服务。他们也总有带孩子们到北戴河、庐山度假的机会。父亲呢，青少年时，家庭里有钱供他读书，不需要他对家庭负有什么责任，到了部队上，先是靠集体生活中同志们的帮忙，后来有了警卫员、通讯员，成了家，妻子儿女成了他名正言顺的役使者。在生活上，他不需要对他人负责；在精神上，他不曾想自己有责。因为，他投身的这支队伍，自由、平等、博爱，始终是受排斥的价值观；人性、人道、相互尊重的家庭伦理，也从来没有位置。郭小川看上去是那么文质彬彬的诗人，对儿子不也有拳打脚踢的时候？马波的父亲是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却从不与孩子谈心、不与儿子沟通，发生问题就是搧耳光，加上用脚踢。马波后来忍无可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告状信，周总理批评了马波的父亲，马波才结束了挨打。看，这就是大朝廷和小朝廷的关系，大家长和小家长的关系。只有大家长才能管住小家长。这使我想到母亲说过的话，你爸爸只有他的老首长王平政委才能管得了他。所以，马波的母亲杨沫，在家庭专制中同我母亲一样，无奈又顺从，在专制风暴中不能为儿女树起一堵保护的墙。我问母亲，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保护儿女，使他不至于把打孩子当成习惯？她说，他脾气上来，六亲不认，我怕他也打我。共和国成立后，没有人对这支“革命”队伍的人施以家庭文明伦理规范，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也就只能因袭传统的宗法秩序了。

我的这些感觉，永远不敢对外人说，说出去，自己也觉得有失尊严。小时候只能与同气相求的二姐小声地声讨父亲。后来，看到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觉得写得好。也许她对母亲的被扭曲缺少客观理解；也许有些人一方面认为她写得真实，一方面又觉得她忤逆。我还是认为李南央写出了这个队伍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类人。在偏执、不讲理、唯我独尊方面，我父亲同她母亲一样。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传统伦理观念问题，有社会文明导向问题，有对婚姻家庭认识的误区，也有个人性格的原因，甚至还有过去我们不了解的心理疾病问题。封建家长社会，未尝没有父慈母爱的和睦家庭；民主国家中仍有人以身试法，家庭暴力照常。

但是，我想说的是，文明人和文明社会，起码应该以这些为耻，而不是视之为理所当然。当社会风尚演化得没有了亲情，或者说不知道什么是亲情了，那真是社会的悲哀。

组织安排的婚姻

我母亲说她是喝着红薯面糊糊，吃着红薯面面条，啃着红薯面窝头长大的。她的家乡在河北曲阳县，那里的土质，只有种红薯产量高。据说，战争年代那个县跑出来参加革命的人特别多，说来说去还是因为穷。她家乡附近的山里埋着汉白玉，曲阳县一直被视为石雕之乡。从民国时起，这里雕塑的石头工艺品就运往全国各地。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年月，老百姓被死死固定在那片胶粘的土地上，根本无法利用当地石材和传统手艺寻找求生的门道。记得文革时，我去姥姥家，周边一些村子的副业就是砸石头子儿，用于铺铁路。农闲时，村里老老少少妇女儿童都去砸石头子儿，一立方给记上几分。当年对汉白玉石就是这样利用的。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宗法观念很强的乡村家庭。她的爷爷、奶奶、父亲极其重男轻女。她的两个妹妹都是因为有病不给治，在不理不问中死去的。母亲小时候得了伤寒病，是在她碰巧来到舅舅家发现的，并在舅舅家治疗养息好的。她说，若是躺在自己家里，早就死了。抗战时期，她不顾家庭反对，随抗日小学东躲西藏地读书。她的泼辣要强还让她担任了村里第一任儿童团长。1944年，她在一个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当了文艺兵。

母亲参军后在部队文工团。她说，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组织”包办了婚姻。关于这一部分，我母亲的回忆录《夕照回眸》写得很详细：

我17岁参军入伍，正是蓬勃向上、奋发进取的花季年华，心中闪烁着美好理想的火花，对未来充满憧憬，从未想过搞对象的事。不料，到冀晋军区文工团刚一年多的时间，"大红娘"突然找上门来。

那天是个星期日，我刚洗完两件衣服晒上，戏剧组长李舒田来找我谈话，说是征求对工作和对他个人有什么意见。我们坐在村口大树下的石头上，谈了些工作上的事，他就转了话题，以关心的口气对我说："你看咱们剧团的女同志差不多都有对象了，你不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吗？"我说，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离家参军是为了学点本领，为革命事业多做点贡献，不是为了找对象，至少现在不找。"哎，别说得那么绝对了，有合适的还是应该找嘛！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他今年28岁，思想品质好，工作能力强，写作水平高，他写过很多东西，他就是咱们团的邢团长。"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将来找对象也不找当官的，我虽然是个小兵，我不怕吃苦，没有享受思想，也没有依赖思想。他说："你这想法太片面了，他也不是什么大官，就是大官也得找对象结婚呀！"我说那不关我的事，我站起来要走了，他说："我是一片好意，你应该好好想想。"我说谢谢组长的关心，这不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我要想找对象的话就不来参军了。说完我就走了。我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根本没有往心里去。谁知过了些日子，副团长的夫人又来找我说这事，我又断然拒绝。我说，我今年刚18岁，年龄还小。再说人家是个知识分子，我是个小学文化；他是个团长，我是个小兵；他还大我十岁，哪儿都不合适，请你别再操心了。不料，此事很快就传开了，有人开我的玩笑，弄得我心里很不痛快。心想，不管你们怎么说，他条件再好，我也不会找个大我十岁的人。没过几天，组长李舒田来叫我到团部去一趟，走到门外，他又说是邢团长叫我去，我说不去，他说："你这就不对了，领导找你说话，怎么说不去呢？这对领导太不尊重了。"他推着我说，走吧，我送你去。我想，去就去，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进屋后，邢团长让我坐下，他沉默了一会说："舒田对你谈的那件事，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年龄还小，不打算谈这事。他说："你是不是感到年龄上有差距？年龄不是主要的。"他举了些名人夫妻年龄差距的例子，让我认真考虑。碍于领导的面子，我不好直接拒绝，只说了声"没有事，我走了"，就出来了。大约一周后，他又让通讯员来叫我，我说正开生活会。谁知大家七嘴八舌对我起哄："去吧，去吧，别不好意思！......"我本不想去，又碍于他是个领导，只好勉强地去了。他见我绷着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啦，遇到什么事了？"我说，今后你不要让人叫我了，我讨厌大家起哄。他说："起什么哄？大家知道有什么不好呢？这些天你有什么想法？"我说，现在不想找对象，说完我就走了。我以为这事到此已经结束。谁知过了些日子，他自己找上门来了，说有事问我。当着屋里的人，我不好说什么，就跟他来到村边，坐在大石条上，他说要给我介绍他个人和家庭情况，我说"没有必要"，他仍作了简单的介绍。他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我把家庭成员说了一下，纯属应付，根本不想谈什么。他问我看什么书？我说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说很好，那是本好书。沉默了一会，我说我有事就走了。我想，他这个人平时不爱说话，女同志都有点怕他。我看他不是老倔头，就是闷葫芦，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没有意思。此后，任谁也未再提过这事。岂知事过一个来月后，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居然发生了。1947年初春，定县解放时，我们文工团随部队进了定县城，为那里的军民演出了半个多月。演出刚结束，就给我来了个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司务长和炊事员们操持采购忙活起来，大声嚷着"办喜事了，邢团长和张今慧要结婚了！"当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刺耳的喊声，像晴空一声霹雳，一下把我惊呆了，脑袋"嗡"的一声胀大了，我立刻找到邢野去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怎么能说结婚？他说："怎么能说八字没有一撇呢，你没有拒绝就是同意了呗！"我说我已经对你和找我谈这事的人都说过，现在不想找对象，你还叫我怎么拒绝？是你向上级写了结婚报告吗？"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团部写的，具体是谁写的我也不清楚。""写以前和你说了没有？""说了一声。""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也不让我知道就让人写报告？"说着我就哭起来了。副团长进来说"报告是我和指导员写的，批下来后，咱们剧团要出来演出就没有提这事。"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写报告？批下来为什么又对我保密？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不告诉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拒绝这事，怎么谈到结婚？就是父母包办也得事先让本人知道啊！你们这叫什么做法？邢野赶紧说："我也没想在这里结婚，这纯属同志们和组织上的关怀。""关怀、关怀，当然是关怀你了！"我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副团长和他的夫人把我拉到他们屋去劝说了大半天。副团长说："都怪我没有把这事办好。大家都是一片好心，趁现在休息几天，就想把你们的事办了。你千万别哭了。"他们明知违背我的意愿，为达到邢野一厢情愿的目的，背后策划、欺上瞒下，突然宣布举行婚礼，对我造成强大压力，迫使我成婚，还说是一片好心，真是岂有此理！

我缺乏社会经验，当时年轻幼稚，思想单纯，特别是不能摆脱"一切都服从组织领导"的思想束缚，苦无办法。如果硬是不同意结婚，就得马上离开这个剧团，再不好呆下去了。我到哪儿去呢？回家？实在不想回我那个歧视女孩子的家。再说，我真要回到家里，村里人会认为我犯了什么错误被开除了。村里给我家定的是富农成分（"文革"后才纠正为中农），当时很受歧视。想来想去，我一肚子委屈不知道向何处倾诉。这终身大事，就这样由单位领导迫使成婚，剥夺了我的自由选择和拒绝的权利。我很像一只初向蓝天试飞的小燕，突然被一只凶猛的老鹰抓获，身陷绝境。在我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情况下被几位嘻嘻哈哈的女同志硬是拉去举行了婚礼。婚后，剧团就回到阜平柳峪村。我心情很不好，对什么事也不感兴趣，也不愿理那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丈夫。平时我住在女宿舍，没有事时，就抱本书看，也很少和邢野接触。放假时，或是休息的日子，他让勤务员来叫我。在一块儿时，他也没有多少话，既不关心我的生活，也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不谈他自己的事。我心里总是不痛快。虽然是新婚，没有亲热的感觉。

这样的事我听到不少。有个同学的母亲告诉我，共和国建立初，领导告诉她，军代表老王看上了她。她提出，老王大她15岁，不合适。领导批评她：老王是革命干部，为了革命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从照片上看，我同学的母亲当时相当美丽。这位美丽的姑娘后来还是“帮助”了老王。

在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男多女少，尤其军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男性，他们结婚有年龄和级别的限制（团级干部、28岁以上）。当他们够结婚条件时，年龄都偏大，只要他们选中某个人，女方如不同意，组织上就千方百计撮合成婚，使一些女性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像我母亲这样始终拒不同意，单位领导利用职权寻找时机突然举行婚礼的事，并不多见。这当然是男尊女卑、等级观念、专制思想使然。那些以组织名义出面者，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了讨好领导人，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置若罔闻。这种滥用职权、无视女性人格与心灵、践踏女性尊严、剥夺女性自主权的恶劣行为，是很不道德的。

我曾经对母亲说，当时你完全可以拒绝结婚。她说：“我哪有这种觉悟？那时的观念，服从上级天经地义，再说，那时我还不懂事，从我们家乡到部队，我不知道自由的婚姻是什么样子。我更怕因为不同意结婚，就让我离开部队”。母亲与父亲结婚时，还不到18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母亲随父亲进了北京。当时高中毕业生生源不足，国家决定保送一批干部上大学。母亲想上大学，但父亲不同意。孙福田叔叔的妻子肖驰阿姨，曾是父亲他们文工团演剧队的女演员，就是在那时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去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成为那里的台柱子。母亲很要强，也爱学习。她的文章自然、流畅，即可见一斑。她不满足当某某人的夫人，而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一份社会位置。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父亲说：“你不把孩子的事安排好，就别去上学。我没时间管孩子！”其实那时的调干生中，有孩子的人很多，孙福田叔叔也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就是由孙叔叔来照管。况且，那时雇保姆也容易，级别较高的，公家还给出保姆费，父亲也能享受这种待遇。母亲说：“调干生上大学，得写保证书，保证不为孩子的事请假。我不敢写保证，因为小孩子经常要闹病，而你爸爸又不管”。父亲不支持，使母亲与大学失之交臂。

母亲的文化水平是在部队中陆续补充、提高的。1949年进城后，她多随着父亲在文化系统搞行政。尽管她在什么岗位都任劳任怨，认真负责，但也有对给她的工作不满意的时候，比如让她去筹办机关幼儿园。她想让在领导层工作的父亲替她说说话，父亲很不以为然。母亲问他：“让我去办幼儿园的事你知道吗”？他说：“知道”，“你事先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父亲说：“你这个小干部干什么不是一样，有事干就不错了”。可见，不是父亲组织原则性强，而是他从心里就不把母亲当回事。母亲觉得在他心里，自己就是这么个地位，从此再也不在乎他的什么意见了。

家庭里的硝烟

1960年代中期，中国作协被毛泽东视为“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当时父亲因病被安排在作协的创作组，编制是驻会作家。作协要求驻会作家一律到基层去。创作组的赵树理，下放到山西省文联；周立波，下放到湖南省文联； 华山，下放到广东省文联；艾芜，下放到四川省文联。父亲想去天津，因为是直辖市，不能去，湖南有老同事康濯在那里，他就决定去湖南省文联。说湖南的民歌很发达，希望到那边采集些民歌。母亲所在单位《世界文学》编辑部，这时已经归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文学所不希望我母亲调离，为了留住我母亲，决定调我父亲到文学所，文学所所长何其芳派人与作协商量，作协同意，但我父亲不接受。文学所政治部主任３次到我家说服他调入文学所，都没能改变父亲的主意。我母亲在《世界文学》编辑部主要搞行政工作，人家为了留住一个行政干部，调对方的亲属，实在是破例。母亲后来告诉我，在她之前的前任支部书记，都感觉大知识分子难对付，干不了多久就调离了。她是第四任。她在这个编辑部工作的时间超过前三任的总和，可见编辑部想留住她，是有历史原因的。母亲是那种别人可以把心里话掏给她，而不必顾虑第３人会知道的人；她又是能为别人拿主意，让优柔寡断者信任的人。后来她断断续续告诉我，她在这个编辑部时，帮助不少人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难题。在我们家离开北京那天，编辑部全体人马都到火车站送行，连不常上班的病号都拄着拐棍赶来了，可见同事们的诚心诚意。其实父亲对这次调动并不满意，带着一定的赌气性质，但他的自尊心断然不肯为妻子改换门庭。事情还在商议之中时，他就趁我母亲上班不在家时，把家里的家具全卖了，包括他心爱的一整套硬木大理石家具以及母亲刚买的缝纫机等，根本没有与母亲商量。母亲下班后大哭一场，这当是他们感情的又一大裂痕。

文革结束后，一批在干校的人要回北京工作，一批被打倒的人要恢复名誉和职务，一批以前被无理赶出北京的人要求重新安排，几乎名存实亡的中国作协正在恢复建制。这时，需要一些有经验、熟悉作协工作的老同志回到作协。作协秘书长张僖知道我母亲愿意回到作协，很高兴，他问道：邢野同志什么意见？我母亲说他不表态。张僖觉得邢野不同意，也不能只把我母亲调到北京。后来，有人想介绍父亲调往中央歌剧舞剧院做编剧，他表示不考虑。待河北省文联恢复，调他这个文联副主席去石家庄参加实际工作时，他又称身体不好，不愿意挪动了。我们分析，文革后的父亲不想工作，他害怕复杂的人际关系，他没有能力在某个位置上下左右应付裕如。他只想逃避。他也希望回到北京或天津，但要以养病的方式当寓公。这当然都难办。过去，从来都是父亲调到哪儿，母亲跟着一起调动，从来没有为调动、为住房、为户口发过愁。他根本想象不到，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进京户口、住房已经成为干部调动的极大障碍。我记得，同学的父母从外交部干校回北京后，就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母亲的一个老同事，也是先一个人回到北京，带着上学的孩子在简易房，住了好几年。

以父亲的脾气，和母亲吵架，是家常便饭。记得我7岁那年，听到他们吵架，母亲大喊着：离婚！这些孩子想要谁，你带走。我非常害怕，心想，千万别把我分配给爸爸。后妈是怎么回事先别说，单凭爸爸的巴掌就够我受的了。

我问母亲，你们是不是一直感情不好？母亲说，也不是。他能写作、能工作的年月，心思不在家里，我也理解他的工作，自然吵得少。那时他只是不多管事，脾气没有后来这么暴躁。

我记得文革时他们也不怎么吵架，可能要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吧？文革中期，父亲到了保定以后，处在赋闲状态，母亲还在文化局上班，后来做到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联主任。母亲工作担子重，父亲只好担负起了做饭的职责。父亲爱吃，伙食质量不高，情绪就不高。没有保姆的时候，他常常要亲自下厨。但总让他做饭，他是不情愿的。父亲嫌母亲工作太积极，在家呆的时间少，有一次他讽刺母亲：“什么加班，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你当了官，就不要家了”。母亲说他“胡说”，他抓起一个砂锅就冲着母亲砸去。那时，我们也心不平：你不想工作了，可是人家想工作，不能为了侍候你，让母亲提前退休吧？

父亲过去是否自己领过工资、报销过医药费，不得而知。在职的时候，办公室的人可以替他做。但赋闲以后呢？都是母亲的事。到领工资或报销那一天，绝不容许母亲有事耽搁，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把钱取回来，否则就吼如炸雷。1970年代，母亲到北京做子宫肌瘤手术，从保定到北京坐火车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因为有女儿的照顾，他不去探望也就罢了，母亲出院后，在老朋友家养息，他也无一个电话和问候的信件。不高兴时竟能说出：你做手术花了我多少钱！为什么走近暮年的他，依然不珍惜老来的相伴？说这话时，好像母亲的病，并不重要；生与死也无所谓，钱才是他最关心的。从此，母亲的工资不再与他放一起，他们开始按照比例交出不同的生活费。父亲把自己的钱看得很紧。

母亲离休后，想上老年大学，父亲总是以各种理由阻拦她去上课。母亲喜欢出去旅游，父亲更不支持。作为老干部，刚离休时每年还有旅游经费，父亲不想动，也不让母亲出门。我曾听父亲说过，等年纪老了，他要游遍全国各地，吃遍全国各地。不知在他身体还可以的时候为什么不践行此愿？母亲有限的两次旅游，都是先与父亲打上一场恶仗，摆出一气之下扬长而去的姿态才走的。母亲在腿脚好的时候，为了照顾他，多次放弃了出游，心里感到很窝火，能不经常吵架吗？！

父亲晚年，对我们子女反到好多了，希望我们经常回家，听我们谈谈外面的事。尤其是过年过节，家里人越多，他的笑容就越多。与父母同住保定市的妹妹一家，为了让父亲多动手动脑，不至于向老年痴呆发展，星期天总是放下自己家里的事，陪父母吃饭，打麻将。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却一天比一天恶化，动不动就抡拐杖。有一次，把母亲眼睑打破了，流了很多血。母亲有时会因为与父亲打架躲到某个子女家去住。这时，他就给子女们打电话，要求我们回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经常象救火一样赶回家。楼里的邻居，也经常为他们调解。父亲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一张“文明家庭协议书”，上面有他们两人的签字，和邻居阿姨作为证人的签字。母亲说，不管用，翻脸就忘。母亲对他早已绝望。她说：“我天天侍候他，买菜、做饭、拿药、报销。但我生病３天，他连到我屋里看都不看一眼。他宁可饿着，也不去煮点稀饭一块吃。”

母亲过去嘴上总说离婚，却下不了决心，一来她觉得面子无处放，二来觉得已经有6个孩子，她放不下。到了晚年，有一次，她和我们商量，坚决要离婚。我们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现在他80多岁了，又有病，法院根本不会判你们离婚。我曾经问母亲，总听见您提出离婚，我爸是否提出过离婚？母亲说，他从没有提出过离婚。每次我一提出离婚，他就更加恨我。

他们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身体也很不好的母亲度日如年。因为我们经常站在母亲一边，他们关系的恶化，也殃及到我们。有一次，父亲非让母亲把别人借走他的一本书要回来，母亲觉得这样很尴尬，建议再等一等，他就变了脸。弟弟觉得母亲有理，劝了他两句，他竟然去拿菜刀，向弟弟扑去。弟弟举起凳子，一边挡，一边说：你要敢动手，我就和你拼了！父亲便去报警。警察来了，父亲指着弟弟说：“他思想反动！”

2000年5月，我做了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身体很虚弱，就趁病假回了一趟家，一方面想看看他们，一方面想在母亲身边调养调养。但是这次回去，恰逢他们之间的一场风暴刚过。我佯作不知，只是随便说到，我在北京有了新房，想让妈妈去住几天。父亲的腿有毛病，已经多年不下楼了。他听了以后，几天不说话。我看他不高兴，也就不准备再提了。有一天中午在饭桌前，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有事吗？他说，我要和你算账。我说，有什么账好算的？他什么都不说，突然，拿起保姆刚刚盛好的米饭就往我的头上掷来。我一躲，饭碗摔在地上，碎了。又拿起一碗，我一躲，饭碗摔在地上，又碎了，再拿起一碗，我也只能躲。就这样，往我头上连掷三碗。我知道，和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准备拿上背包回北京。但是他事前已经把门锁上，并且看住门对我说，看你能跑掉？于是我又报警，申明有家庭暴力。警察来后，他又对人家大喊我母亲是贪污犯！我是反革命！警察判断他为老年性神经质，劝了他一阵，就把我带了出来，使我得以逃回北京。想来真是滑稽，当时我近50岁了，还要挨80多岁的父亲的打。这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和我闹事，完全是因为我要接母亲到北京小住。

有一回，我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与主持人讨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说过这样的话：先不要说中国传统的夫权意识如何根深蒂固，就当时的社会情况，仅军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就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据说《激情燃烧的岁月》播出时，很多他们同时代的人、特别是身在部队大院的人都说，怎么剧里说的和我们身边的事一样呢？不止一个朋友对我说，他们父母的关系就是石光荣与储琴。我的一个学生是部队子弟，告诉我：“在父母面前，我们只能说是，不许有任何解释和反驳，否则，就把我们赶出家门”。我的父母也是老干部，参加革命一个抗战初，一个抗战末。他们的结合，近乎组织的安排。他们的婚姻也有革命资历的差别。母亲是文工团员，父亲是文工团长，以父亲角度，多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选择。从这点看去，起点就不平等。后来，在家庭生活中，服从革命需要就被置换成服从丈夫，以丈夫为中心，以他的工作为中心，以他的喜怒哀乐为中心。在这个队伍中，等级秩序不是缩小了，而是以革命需要为借口加剧了。象《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样的美好结局，在争吵式婚姻中未必占多数。我的父亲是革命队伍出身的作家，不能说没有文化。我的母亲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晚年她努力写作，还想上老年大学学习古诗文，喜欢旅游。但是“以我为中心”的父亲，始终没有支持过她。像我父亲这类干部很难培育起对女性精神追求的尊重，晚年他们完全是出于妥协将就在一起。

从石光荣他们的一生看，不能说没有爱情。爱情的感受层面应该是复杂的、多样的、此一时彼一时的。从他们吵吵闹闹、一辈子没有多少理解看，他们晚年也就是老伴亲情吧。从现代人对婚姻质量的要求看，难道这种以一生的痛苦为代价换来的老年情感，是幸福的吗？在我看来过程比结局重要。他们的婚姻从根本上说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婚姻。

我母亲在这种婚姻中，感觉不到幸福。她已经提前给自己买下墓地，决心死后不与父亲埋在一起。

父亲最后的日子

1973年，父亲将工作关系从山西省文联转到保定市文联。我们家1965年初搬出北京去湖南两三个月，父亲因为身体不适应湖南的气候，通过中宣部转到了山西省文联。那里的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胡正都是他的熟人。到了文革后期，他仍有向自己的“根据地”靠拢的意思，河北省是他战争年代比较熟悉的地方，他决定把组织关系落在保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思想并不保守。我看到他一篇《夜读有感》，热情称赞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他说：“我首先歌颂人民在天安门前如潮的史诗，敬佩《于无声处》的作者”，“最好的铜锣、最好的金鼓，也会有一点杂音。但是，人民在欢呼这种惊天动地的锣鼓声！”父亲是剧作家，对戏剧新秀格外注意。他对新时期的小说也很关注。“伤痕文学”热的时候，有个叫李剑的作家写了一篇《歌德与缺德》，指责“伤痕文学”是“暴露文学”。父亲在这篇杂感中说：“我看这些作品好就好在'伤痕'给人的积极力量。'暴露'四人帮，歌颂了人民有什么错？”“我正在杨树底下听风声，在北瓜地里听雨声，冲天盖地的枝叶，能告诉我们真实风雨的声音。”

1980年代后期，文学批判的声音弱了，很多青年作家从“写什么”转向尝试“怎么写”。那种自我性的写作，使父亲的关注度冷却了。似乎从那时起他不再看什么文学作品。父亲也有过自己的努力，从他的遗物中，我看到他给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这样一封信。

　　编辑部同志们：

　　纪家秀同志：

　　前蒙推荐和重版拙著《王二小的故事》，谢谢。

　　最近我为了庆祝" 六一"儿童节，写了一个独幕童话剧《老虎和小猴》。不知现在少儿出版社是否需要这类作品。如为需要，请复，我即寄去，如不需要，也请告知，我再寄给别处。

　　此致

　　　　　　　　　　　　　敬礼！

　　　　　　　　　　　　　　　　　　　　　　　　　邢野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这是父亲的小楷底稿。纪家秀同志回了信，大意是：这剧本于他们出版社不大合适，因为他们的读者对象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所以建议邢野寄给《儿童时代》或《少年文艺》。至于后来怎样，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没有看到发表的童话剧，连手稿也没有见过。

读父亲的小楷信时，我的鼻子一酸。为父亲的不甘心而难过。那年他才64岁，怎么会不想写呢？从另一方面看，让一个作家永远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与较高水准的创作成果，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当有不同的人生。比如和他同代的山西作家马烽、西戎、胡正，湖南作家康濯，都因为做了很多发现、提携新一代作家的工作，使晋军、湘军形成了阵势。可是，不愿意在岗位上工作的父亲，又如何为年轻人开路呢？

他也关注思想文化界的反思。每当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议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时，他都愿意在旁边听，但很少发言。我觉得他真正的精神寂寞是从这时开始的。

其实，和他同代的一些老作家，还是可以在反思历史中迈出新的步伐。比如徐光耀，他的长篇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以切身的经历和感受，再现和反思了当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件”和地方与军队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引起很大反响。作家胡正，也没有停止思考。他的长篇小说《又见清明》，是对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残酷斗争、自相迫害的艺术写照。父亲跟不上这班车了，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中可见他的矛盾性。政治上他认同改革，但让他否定体制性的东西，他不情愿。他曾说过，就凭给我的离休待遇，给我报销医药费，我也不说现在的体制不好。

他早就声明，再不写东西了。我一直以为，他已经绝然放弃。但是2002年，他再一次病倒，让我明白了他停止写作的不甘心。2002年，一个文化公司与父亲联系，想把电影《平原游击队》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争取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时上演。这几年，一些过去家喻户晓的老电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和长篇小说《苦菜花》、《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等，几乎都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是流行文化的主菜，但生产电视剧最缺乏的是题材。在重重限制中，改编旧作，既保险，又容易吸引观众，所以形成一股热潮。

父亲听说有人想把电影《平原游击队》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自然很高兴。他希望身为职业编剧的弟弟接下改编的工作，并让弟弟代表他与那个文化公司签了合同。他愿意努力配合弟弟。弟弟同意了，并有意与父亲合作一把。合同签了以后，父亲就坐不住了。天天都在思考剧本的纲目。他希望调动他在敌后游击时期所有的生活积累，将原来的电影故事尽可能地丰富起来。弟弟思考的则是如何有所突破，与今天的观众兴趣接轨。很长时间不失眠的父亲，夜里睡不着了，想起一点什么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来。多日来，大脑异常兴奋。而84岁高龄且有血压高、脑血栓前科的他，忘记了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一天中午，母亲突然看到父亲的嘴是歪的，手已拿不住筷子。父亲再度中风！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里，他先后两次中风、血栓，都因为母亲发现及时，抢救过来，并能生活自理。母亲说，父亲第一次血栓，抢救了整整11个小时，她一天一夜不吃不睡，滴水未进。我们在外地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父亲住院一个多月，只有上中学的两个弟弟请假和母亲轮流日夜护理。而这一次，通过急救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大面积血栓，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只能全瘫在床了。当我们闻讯赶回家时，他见到哪一个子女，都要大哭一场。改编剧本的事只好告吹，他的痛苦与全家人的劳役开始了。

说到“全家人的劳役”，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侍候父亲是厌烦的。而是他的人格、性格，最终成为对家人最后的摧残。这一次父亲病倒，坚决不去医院。他用还可以活动的手，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地方，就是不让挪动他。他不能说话，但脑子清楚。我母亲清楚他的心思——他怕回不来，就赶紧请大夫上门医治，输液、按摩、针灸。他躺在床上仍然是君临全家的“主人”，一切都得他说了算，绝不迁就，绝不妥协。他已不会说话，耳朵也全聋，但他脑子清楚，“意志”坚定。

首先，一天三顿，每顿吃什么，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他不能说话，字也写得无法辨认。我们就把他喜欢吃的东西写在纸板上，每次指点，让他点头，再去采买烹饪。但是，即便这样也不能建立一个好的秩序。他的主意不断在变，一会儿想吃这个，一会想吃那个。遇到他改变主意时，如果你想说服他，下顿再改变，他会把碗摔到地上，让你重做。有一天，保姆和二姐一连做了两次，他都故意不吃。我母亲决定不做第三次了。他就开始绝食。绝食一天多，大姐赶回家，第一次绝食结束。以后，他觉得这是可以召见我们的法宝，经常闹绝食。有一次找到的理由竟然是保姆吃了他的大虾。弄得保姆对天发誓。母亲说，其实他是想找理由让保姆走。

我们子女一有人回家，他就坚决不让保姆处理他床上的事情。他觉得保姆不如我们处理得舒服。比如，大小便后的清洗。但是我们都在上班，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因为你要在家尽孝，而放你的假。除了在保定的妹妹、妹夫，工作之余要帮他处理包括治疗、拿药等杂事外，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几个子女只能在周末轮流往家赶。

他心里记着谁应该回来，如果有事没有回来，他就不高兴，但不能把它理解为思念。有一次，他向母亲狠狠地伸出表示6的手指。母亲明白，他是说，我有6个子女，还能没有人侍候我？也许是因为瘫痪在床、寂寞无助吧，他总让值班守候他的人，不得安宁。他希望屋里不要离开人，一会儿无人他就要拿拐杖敲床棱，待进到他屋，并没有什么事情。有一次大姐求他：您让我们睡一会儿觉好不好？已患血压高的大姐顶不住了，我们当中的另一个人又来接班。他仍和从前一样，不管你们有什么事，也不管你们身体好不好，我是你们的老子，我让你们来，你们就得来。这时，我们姐妹4个，都已经是50岁以上的人了。

父亲对母亲依然如故。有一次，母亲因为在外面遇到熟人，回家迟了一会儿，他见到母亲，指着钟表，拿起拐杖就往母亲身上抡。瘫痪在床，并不妨碍向靠近他的人动武。母亲非常生气，几天不到他屋里去。过了一两天，他不见母亲，问保姆，保姆告诉他，奶奶住医院了。他不信，一定让保姆用轮椅把他推到母亲的房间，见到屋里果然无人，脾气上来，坐在轮椅上也要用手杖把母亲桌上、床上的东西全部横扫到地上。这时，对又聋又哑的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自从父亲病倒以后，生活的压力使母亲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这种局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回家后，就劝父亲也去住院，说我可以在医院同时照顾你们两人。他同意了。可到了医院，新的波浪再次掀起。首先，他不满意为什么母亲不能和他住一个房间。我解释，因为你们病情不同，不在一个科室病房。接着他对保姆不满意，坚决要求辞掉她。他的决绝态度是，宁可泡在屎尿里，也不让她收拾。我和妹妹只好到保姆市场给他请来一个男护工。到了第二天晚上，他就坚决要求让男护工走人。男护工走了以后，妹妹因身体不好，让妹夫来值夜，他不满意。他的逻辑是，应该你（我妹妹）来，为什么不来？第二天我去后，他就拒绝医生治疗。当时，那种要与我们战斗一番的精神状态，已使医生怀疑他是否有精神病。深知他个性和脾气的我们，当天晚上躲在别的房间，谁也没有在他面前露面。他在做什么呢？自己拔掉尿管（他肺部一直有痰症，输液、导尿不畅），把被单撕成一条一条的。医生为了让他睡觉，先后打了两针安定，他仍睡意全无。他一定要在精神上战胜我们，绝不屈服。

于是，我们开始打老年公寓的主意。我和妹妹跑遍保定市所有的老年公寓或敬老院，最后挑中一家新办的规模较大的老年看护公寓。还把弟弟叫来，再去考核了一番，他也认为条件不错，就这样定了。我们用那里的最高费用，要求给他24小时全护，夜里有护工在他房间值班。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吃，人家全答应了。那里的伙食真的不错。我们告诉父亲，又给他找了一家看护院，治病、养病相结合，并答应他，母亲出院后可以陪住，他同意了。

以后，我们每星期最少有一人去看他，母亲也不断去看他，最长一次陪他住了一个月。他一直要求回家，有时连哭带作揖。大约一年以后，我们又给他换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养老院，争取每天都有人去看他。我们当子女的心情非常矛盾，以至于兄弟姊妹中出现了有人倾向让他回家，有人反对他回家——父与母两党的局面。他希望在家里终老，是人之常情。为了照顾好他，我们可以不去考虑经济问题，愿意集资雇两个保姆在家侍候他。但是，我们也知道，只要他头脑还清楚，就必须服从他。这种习惯，使他在家不会有安宁之日。若此，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灾难。最最担心的是，母亲如果心理不堪重负走在他的前面，那将是我们子女的更大灾难。以他的心理与性格，谁也不敢对他抱任何幻想。当然，最后点头的，还得是母亲。母亲说，如果让父亲回家，她就去老年公寓。知情的邻居，都同情我母亲。我们只能一次一次地拒绝父亲，直到他再次因急病住院，去世。

怎么写父亲才算是公正的？我曾试着为他开脱，比如，内心的追求与时代的不适应；不希望被人忘记，却拿不出呼唤现实的作品；渴望与人沟通，又惧怕人际关系的复杂；希望妻贤子从，又不得如愿；无数的郁闷无法排解，只好转嫁发泄。父亲虽然是写过英雄的作家，但他是个常人，且因社会时代、文化背景、个人性格的多重原因，他身上有着突出的矛盾与人格分裂。

这样写父亲，姐姐不舒服，说人都过世了，一了百了吧；妹妹说，你写下这些，说明你心里有恨；妹夫说，棍棒出孝子，打骂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太普遍了，有一次我父亲打我，打断了三根竹棍。弟弟则担心低俗小报拿父亲的所为去炒作。有朋友认为我父亲的老年，是一种病态，希望我不要太想不开。我也怀疑这样写父亲对他是否公平？因为他已没有了反驳与解释的能力。

我心里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写他，就因为他一辈子刚愎、固执，不会给我们相互交流的机会，谈出对他的看法，我们也不可能听到他的解释。我能体会到的，是他内心的荒芜。他一辈子没有学会爱，没有学会尊重、理解家人，不能珍视为他服务了一辈子、与他患难相扶的妻子。所以，他最终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与爱。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是怎样有尊严地活着，这其中包括也要让他人有尊严地活着。

父亲最终没有觉悟。

我写完父亲之后，以为该说的都说了，从此可以把他放下了。其实不然，我做梦依然会梦到他，看来，父亲的阴影在我心中是挥之不去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