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2004年8月16日去世。那是一段高温的日子，他没有躲过热浪的袭击。发烧、肺部感染，退烧、消炎、降压，轮番地输液，卧床两年，已经很衰弱的肾功能，无法尽职了。他死于肾衰竭。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一口一口地喘着喘着，最后气若游丝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去世前痛苦难耐的表情，总是在我眼前浮动。想起来，泪水就抑制不住。

可是，他去世时，我几乎没有落泪。

我在心里对他说，我一定要写下你，写下我心中不解的痛。否则，我永远放不下你。父亲走得非常寂寞，如同他卧床两年多的寂寞。家里人早就预料是这样的结局，但当情况真如设想的一样时，还是很意外。他生病期间，除了我们几个子女轮流回家看他，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河北省作协和保定市文联分别在八月和某个节日，例行公事地看过一趟，就再没有人过问过他的情况。个别老同志也有电话来，但他们都高龄多病，也只能相互问候了。

为了给父亲一个更真实更圆满的结局，我们子女与母亲商议，不搞遗体告别，不设灵堂，不收受任何形式的祭礼。火化前，保定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副部长，在父亲遗体前与我们握手；保定市文联来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到火葬厂，将他火化完毕，骨灰放到保定烈士陵园中的灵堂。烈士灵堂已经公众化，只是按照级别对待，父亲被安放在高干灵堂室。我们说，先让那些老红军、老八路陪陪你吧。

2005年，我们在保定烈士陵园，给父亲买了一处墓地，黑色大理石墓碑，用他的书法手迹、代表作目录和照片，设计了前后碑文。不管今天、明天的人们怎样看待他，我们觉得，这样对他的一生才算有个交代。

按照民间传统，他去世后的七个祭日，我们姐妹都有人给他烧纸。如同擦洗屎尿时那样认真，那样尽责。那时我们总是设法给他舒服一点的感受，希望尽最大可能让他多活些时日。这是血脉相连中永恒的情感。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河北电视台要拍一部有关他的专题片，曾经问我这样的问题：作为子女，你怎么看待父亲对你的影响；作为文学研究者，你怎么看待他这位作家的成就？我已经记不住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我一直在想：邢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这个世上走了一遭，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要说的父亲，是一个在共和国里没有大坎坷但也不走运的作家；一个熟人们都视为很好的同志；一个让儿女心寒的父亲；一个妻子不希望与其同穴的丈夫。

从没落家庭到革命剧团

也许，我的父亲邢野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与其说是人有名，不如说是作品有名——1955年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的20多年中，国产电影的数量本来不多。到了文革，很多电影成为“毒草”，《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几部片子，就被轮番地放，让亿万观众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很多人说是看着《平原游击队》长大的，几乎能把影片中的每一句台词背下来。这部电影是根据父亲1952写的话剧《游击队长》改编的，合作者是剧作家羽山。

父亲的作家生涯，我是后来才了解了一些。他比较内向。他的身世，他的写作，他的工作和交友，极少与家人谈。不要说与孩子们谈，就连对妻子，也谈得很少。有些事，我问母亲，她总是说：“不知道，他从不和我说”。我上大学中文系后，向他讨教过一些文艺界的人和事，他的回答多是三言两语，并总是“唉”上一声，叹息道：“复杂啊！复杂......”然后陷入冥想。他说这话时，我根本不能理解。本来他就不爱说话，也许害怕祸从口出，说得就更少了。对于父亲，除了过去例行填表的那些内容，我们知道得很少。父亲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他的小传和为了出文集他自己写的年谱。

父亲1918年生于天津城郊乡村。他的祖父和叔祖父都是木匠，一家人靠木匠和务农为生。父亲7岁那年，他的大伯当了河北省井陉矿务局局长，并在天津市开滦矿务局任要职，家里兴旺起来，随后他祖父这支一大家人迁到了天津市区。父亲上过4年私塾，在天津第三十小学毕业，成绩名列第一。我的爷爷一生没有做过什么事，靠当矿务局长的哥哥挣下的钱，盖了几十间房，吃房租过活，后来因为父亲的二哥抽大烟，家境败落。听亲戚们说，天津解放前夕，我的爷爷奶奶就饿死了。父亲在他们四兄弟中年龄最小，不爱说话，就喜欢看书。他自己说过，上私塾时，常常逃课去听评书；上中学时，每天晚上都在图书馆度过。那时，他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你不写小说，而喜欢写剧作？他说，上中学时，我就喜欢戏剧，莫里哀、梅里美、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过来的我都看过。联想到周恩来、曹禺他们在天津上中学时都喜欢演剧，可能这种爱好是当时天津中学里的一种风气。

1937年天津沦陷，父亲和一些同学到大后方流亡。1938年在桂林组建并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第十一队，艺术科长洪深直接领导他们。每日由洪深给他们排戏，数月有余。1939年春，抗敌演剧队第十一队奉命随广西一个部队到内蒙古演出。经过宜昌、长沙、洛阳等地，到达西安。父亲还代理过演剧队队长。４-５月间通过随军的电影导演郑君里介绍，找到西安办事处，开出了介绍信，他同另外三个同学到达陕北，父亲进入了陕北公学看花宫乡分校。不久加入了陕北公学剧团，并参加排练了侯金镜改编的高尔基的《母亲》。1939年5月，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大部分师生、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组成了“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率领并任校长，由延安开赴敌战区，开展国防教育。1939年7月，华北联合大学决定由陕北公学剧团和鲁艺部分学员组成华北联大文工团，开赴晋察冀边区。父亲被分在戏剧组，从此开始了他的编剧、导剧、演剧生涯。从1940年至1949年，他独创或与战友合作写了不少剧作。如：秧歌剧《反扫荡》、《过新年》、《两个英雄》；话剧《粮食》、《村长》；独幕剧《出发之前》、《父子俩》、《两个英雄》、《不卖给敌人粮食》等；歌剧《大生产》、《不上地主当》、《天下第一军》；梆子剧《无人区》。他的长诗《大山传》和短诗集《鼓声》中的多数篇章也是这时写的。他还写了一些歌词，如：《国民党一团糟》、《上有青天》、《开荒》、《穷人翻身谣》、《水流千遭归大海》、《县选歌》、《军民对口唱》、《八月十五》、《野战兵团歌》、《前进，人民解放军》、《歌唱古北口》等。邵燕祥先生曾对我说：《国民党一团糟》这首歌，他很熟悉，“1949年前后在老区与新区极其流行”。这首歌我也会唱，是上小学时在学校合唱团学会的，劫夫将曲子的音调、节奏作得很特别。可见其为什么一直流行到共和国成立后。

也许由于写作能力，父亲由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戏剧队长、社长，任至冀晋军区文工团团长，后改称察哈尔军区文工团。战争年代，戏剧演出可以直接鼓动群众，不需要舞台，利用现成的院落、房屋、场地；也不需要道具，穿老百姓的衣服就行。有时，当天排练当天演出。虽说粗糙些，也很有生气。父亲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他们剧社演完了《刘二姐劝夫》，敌人炮楼里的伪军就有不少人反正；上演了《张大嫂巧计救干部》，各村就出现了很多掩护干部的事情。父亲也演过戏，在《白毛女》中饰演过杨白劳；在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巡按使》中充当过角色。据《敌后的文艺队伍》记载，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上演《三八节妇女活报》：“封建魔王由邢野扮演，身披铠甲，手执长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由陈强扮演，军服军帽，腰横倭刀。”他和陈强还合写过《反扫荡秧歌舞》。文革中，父亲教过我们一首好听的外国歌曲《沙漠之路》，才知道他唱歌也不错。

身在多事之秋

共和国建立之初，父亲的写作还是很勤奋的。1952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游击队长》。当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他既是所务委员、秘书处主任，也是学员。 1954年为了将《游击队长》改成电影《平原游击队》，他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创作所。1955年电影上演后，他又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上世纪从1956年到1960年代初，他还有多幕剧《青年侦察员》出版；独幕剧《开会》、《无孔不入》、《东庄之夜》、《典型报告》、《塞北红旗》发表；与和谷岩（执笔）、孙福田合作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上演；三个老战友合作的多幕儿童话剧《儿童团》、中篇小说《儿童团长》出版；与诗人田间合写多幕歌剧《石不烂》；及他自己写的儿童诗剧《王二小放牛郎》出版；给中央实验话剧院创作了话剧《春燕》（又名《女革命者》，未演出，也未发表）；粉碎四人帮后写作并上演了话剧《古城十月》。从此，他的创作生涯基本上结束了。听父亲说，电影《平原游击队》获过奖；一个独幕话剧获文化部戏剧创作三等奖；儿童诗剧《王二小放牛郎》获1954－1979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但在他的遗物中已不见凭证。他的名字，戏剧界的人还知道一点吧？1980年代初，我到《剧本》杂志社办事 ，遇到负责人颜振奋，他还说起，认识邢野同志。其实，电影《平原游击队》，既是父亲的创作高峰，也是他创作式微的开始。1963年以后，除了零星发表一两首诗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品了。当时他才45岁。我10岁多。记得那时看到的父亲，除了练习书法，就是整天沉默不语地抽烟。

父亲与多数同时代作家一样，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虔诚遵奉。经验告诉他们，稍微有些独立思考，肯定会出问题。记得文革中，他为了让我们放心，曾认真向我们保证：“我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问题”。现在来看，他能做到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1949年以后他写作不沾现实的边儿，遇事少发言吧。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艺界进入多事之秋：1951年，批判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电影《关连长》、《武训传》；1954年，批判路翎《洼地上的“战役”》；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更多的作家因作品或言论被打成右派； 1962年批判赵树理等“中间人物论”......。父亲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文化漩涡，小心地回避着。但是，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他回避不了。丁玲是他的老师与领导。正是丁玲看过他的话剧剧本《游击队长》，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才得以调他去写电影剧本的。可以说，电影《平原游击队》的诞生，与丁玲的发现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时，无论是作为学员，还是文学研究所的中层干部，邢野应该怎么表态？记得我在写作《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时，曾问过父亲一些情况，他对我说，在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期间，周扬曾点名让他发言。我后来借阅到当时的会议简报，看到了邢野的发言。感觉他揭发批判十分小心，对丁玲有批判言词，但还是设法绕了个弯子，更直接地批判了"丁陈反党小集团"成员李又然的资产阶级作风。父亲还告诉我，大概因他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多大分量，后来编的批判丁陈的集子，就没有收进他的发言。

1959年“反右倾”，中国作家协会又批判郭小川的长篇抒情诗《望星空》和反思“肃反”运动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1958年2月把《一个和八个》交给周扬审阅，征求意见。周扬当时没有提出个人意见，1年零4个月后，却出人意料地拿出这首诗批判。我问父亲，这些批判您是否在场。他说：“对《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是内部批判，我在场，先发给每人一份油印的作品。但是，我没有说话。”我问他：“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他说：“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问：“您觉得郭小川的诗怎么样？”他说：“郭小川很有才华，诗也不错。就是有些情调，当时看，有些不健康。”郭小川的《检讨书》介绍：“自1959年月11月25日至12月2日，作协党组连续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对郭小川进行了七次批判。”父亲没有和我说这7次批判的详情，但我觉得只要他参加了批判会，看那情势，不可能不发言，只不过其发言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罢了。但从之后郭小川与父亲的友好关系看，他对郭应该没有伤害。

2001年，我读到郭小惠编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看到了一个诗人因为想搞创作并努力进行艺术探索而受到的百般精神折磨。这种折磨不仅是对他诗作的无理批判，更重要的是，郭小川作为一个身负行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因念念不忘创作，而被指责为“丧失立场”、“政治退步，个人主义膨胀”，“和党闹独立性”。《检讨书》中记载了党内对他的批判：“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他“轻政治，重业务，花了很大精力去写东西，开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去了？”“小川的一本书主义，是受了胡风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写呀写呀，就发展成了个人野心”。他所提出的“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实际就是个人与党的矛盾”。

面对前车之鉴，父亲的内心会怎样想？1960年代初，父亲患了严重的胃病，1米78的个头,体重降到了85斤。所以他有3、4年时间基本上在家休息，练练书法。据父亲讲，那时，他总到北京医院，给他看病的大夫，也给刘白羽看病。医生对父亲说，你的病挺厉害，怎么刘白羽还说你“玩物丧志”？父亲听后，也只能忍着。父亲在《年谱》中回忆：“1961年，作协某领导（刘白羽）叫我到《诗刊》工作，并任我为《诗刊》副主编，但未宣布。作协让我在《诗刊》调查《诗刊》的问题，因未查出问题，我要求调动工作，又被调回外委会任副主任”。显然，刘白羽对他很失望。

《平原游击队》修改记

父亲不拒绝我的询问。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参与了重拍的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他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没有原作者参与，父亲就和我谈起江青让他修改《平原游击队》的经过。我觉得他谈得很有内容，在不断的追问中他谈得很详细，后来我帮他把谈话整理出来，在《百年潮》杂志发表了。从这篇谈话记中，可以看到他在写作方面的审慎与畏难。

父亲提到，文革中江青曾让剧作家阿甲修改电影《平原游击队》，准备拍成彩色电影，并提出要把电影剧本再改成京剧剧本。阿甲找到父亲，请父亲把"李向阳"的生活原型介绍给他，说想积累些素材然后再修改。父亲就给阿甲写了介绍信，找到了"李向阳"的生活原型甄凤山。甄凤山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当时的斗争生活都和阿甲谈了。阿甲抓住了一个情节，作为修改剧本的一个重要支柱。什么情节呢？就是甄凤山要跟日本鬼子中队长换媳妇。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是：鬼子既打不垮甄凤山，又不能使他投降，就想了个邪招儿：趁甄不在家之机，捉走了甄的妻子，并给甄写信说：你要是投降就放了你老婆，否则就杀了她。甄凤山决定以牙还牙，带人进了城。他了解到城里有一处朝鲜人开的"白面"（鸦片）馆，恰与日军中队长的家一墙之隔。一天，他趁日军中队长不在家，到了"白面"馆，从墙这边凿了个窟隆，进去把日军中队长的媳妇掏了出来。回来之后，甄凤山给日军中队长写信说："你要是放我媳妇，我就放你媳妇；你要是杀我媳妇，我就杀你媳妇；你要互换，咱就交换。"日本鬼子同意交换，商量了交换的地点与交换的条件，比如提出：双方不能打枪，要让甄的媳妇先过来，然后才能放对方媳妇过去等等，最后事情办成功了。这件事又冒险又有趣。但事后，甄凤山挨了军分区政委王平的批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说他做得不对，已成事实，也就算了。阿甲认为这个材料有意思，就写进了修改本中。江青看到修改本中的这个情节，大怒，说："这是污辱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就不让阿甲继续修改了。剧本没改成，阿甲还挨了一顿批。江青这才又指派父亲和贺敬之、崔嵬、冯志、李英儒５个人共同讨论修改这个电影剧本；父亲说，他当时被借到北京，周巍峙是他们的组长，主要负责生活问题；林默涵领导他们修改剧本。后来上边问到父亲对修改的具体意见，他说，我们根本就提不出什么。只能就小的方面提出点修改意见。他对我说：

就我的生活来说，我掌握着很多丰富的故事，让剧本再丰满一些不成问题，但很多事要么不能写，要么装不进去。比如，我知道许多有关甄凤山的传奇，就不可能被写进去。甄凤山20多岁时，给地主扛长活，每年交了租子后养活不了全家，弟妹几个相继饿死。母亲去捋树叶吃，地主说是捋了他家的树叶，打了他母亲，母亲连气带饿不久病死。甄凤山一气之下，一把火烧了地主的房子，闯了关东。到了关东之后，淘过金，下过煤窑，最后参加了义勇军。他在义勇军中打了几年仗，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抗战开始后，他回到家乡。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军分区决定让他组织游击队并当游击队长。上级提出人马由他自行招集，枪支由他自己解决。这个任务在当时非常艰巨，但甄凤山并不感到为难。他首先与正规部队交涉，从正规部队选了一些班排长以上的干部，非常能打仗，所以他的游击队人员素质较高。他还招募了群众和民兵中能打仗的人，甚至土匪，只要你能为我打仗，我就要你。当过特务的人他也要，他曾吸收过一个给日军当过特务的人在他手下当小队长。他就用这个方法组成了5个大队。后来在一次和日军的战斗中，那个当过特务的人又投降了敌人，投降之后，烧杀抢掳，做了很多坏事，群众愤恨之极。有一天，在他又出来作恶时，被捉到了，甄凤山对他说：“这次是应该枪毙你了，我念你有两下子，在给我当小队长时还打过几个胜仗，我再请你喝次酒罢”。喝完酒之后，甄凤山就把这个人交给了群众。群众对这个特务恨之入骨，有的拿刀子，有的拿剪子，生生把这个人一刀一剪地凌迟了，最后剐得只剩下了骨头。甄凤山的枪法很准，他双手打枪，要打你左眼，就不打不了右眼；黑夜之中一枪能打掉点着的香火头儿；还有一次他跟老婆开玩笑，一枪打下老婆的一撮头发没伤到皮肤。这都是群众中的传说，但敌人对他确实是闻风丧胆。

听父亲说着，我在想，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如果从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的丰满性着眼，可以将"李向阳"这个人物写得更有光彩，像电影中的夏伯阳以及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葛里高利。可父亲当时是绝对不敢去那么写的。父亲说，不能改还有一个原因：

我在作协外委会工作时，曾陪同一位德国作家去中南海接受陈毅的接见。在此之前，我就德国作家将要提出的问题事先向陈毅作过汇报。陈毅问我："你就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呀？写得还可以。但是我提点意见：你这个剧本最后把敌人都消灭了，还把松井打死了，这是把敌人估计得太孬了，敌人并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这是个弱点"。陈毅说得对。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消灭过日军一个中队，只消灭了一个小队。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的思想中追求的还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认为打死松井，消灭日寇，一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陈毅提出来了，可见他很有艺术见解。陈毅还举例说："比如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因为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过战争，他的战争那一部分就写得不够好"。但是既使以前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也不能修改，如果江青问到你这个意见从何而来，我怎么回答呀？1963年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上陈毅的讲话，文革中是被否定的。所以说有的应该改，也可以改，但是我不能改。

后来，江青又让诗人张永枚把《平原游击队》改成京剧。关于《平原游击队》的修改结果是这样的：张永枚的京剧《平原作战》没有写好，上演的京剧《平原作战》剧本是崔巍改编的，也不算成功之作。而后公演的彩色电影《平原游击队》用的却是张永枚的修改剧本。这部彩色电影没有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粉碎"四人帮"后就不演了。在彩色影片《平原游击队》和京剧《平原作战》完成以后，有人问张春桥：作者怎么署名？张春桥说："应该说是江青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创作组。" 所以无论是新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还是京剧《平原作战》，都与邢野没关系了。

1949年以后成名的当代作家，大多出了一部成名作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父亲的朋友李英儒是个执着、勤奋的作家，文革中关在秦城监狱，仍坚持在马恩全集的边角写小说。他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之后，还有几部长篇小说面世，如《还我河山》、《女游击队长》等，但是发表后没有什么反响。到了晚年，他很苦恼，曾问他的儿女，为什么这些作品没有读者？儿女们说，现在的年青人，谁还看得进去你们那些打仗的故事？他听后，一个下午，一言不发，坐在藤椅上思考了很久，最后决定，不再写作。我在想，如果父亲晚年像李英儒一样勤奋，其创作命运也不会有多大差别。

同事和朋友

父亲认识的人很多，人缘也不见得不好，但朋友不多。仅联大文工团时与他合作过、交往过的名气很大的文化人就有多少！但后来都没有什么联系。孙福田叔叔说，邢野交友能深不能广。孙福田叔叔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搭档。他说，邢野不爱说话，对女同志更不爱讲话。但邢野有才华，能写剧本，也能演戏，对人真诚、宽容、幽默。赏识他的人能与他交往较深。孙叔叔还说，邢野在部队时，身为领导干部，却从未见他声色严厉地批评过谁。父亲的通讯员张凤翔叔叔说起他，总是带着极崇敬亲切的神色，说父亲待他如何视同兄弟，不分彼此。看到张叔叔鞋破了，立刻把自己的鞋拿给他穿。馋了，拿出钱，让张叔叔买只烧鸡来，两人美吃一顿。后来，我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见到很多在作家协会与父亲相识或相处过的老同事，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说他是老好人，很正派，能帮助人时尽量帮人。原诗刊编辑白婉清阿姨对我说，文革后，她去看望我父亲，谈话中邢野了解到白想调工作，主动提出帮她联系有关单位，并介绍朋友帮忙。我记得，无论我们家是在山西还是保定，他对被打成右派并发配到那里的唐达成、徐光耀、侯敏泽都很同情，曾让我多向唐达成请教，让在文化局工作的母亲给他们多提供些帮助。

除了性格原因外，与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界一个斗争连着一个斗争是否有关？批胡风、批《文艺报》和 冯雪峰、批丁玲、批郭小川、批赵树理、批刘真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全国作协中层以上的干部，这些斗争父亲是脱不了身的。他在作协外委会副主任任上多年，党组或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总把他扩大进去。以后我和文艺批评家唐达成交往，发现他谈到我父亲总是有些敬意。反右前后，作协对唐达成等人的批判次数不少，以父亲的职务，他必得参加。我曾经问唐达成，父亲在中国作协期间、特别是在各种批判会议上左不左？唐很认真地对我说："不左。他不怎么发言"。后来在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的运动，几乎没有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没有多少斗争的积极性，不左，也不敢右，起码没有积极斗争过谁，更没有落井下石的事。在那些人斗人的运动中，有的人要么为自己过关，要么为自己往上爬，都要表现得不一般。父亲的不多说话、不爱表现的性格，成就了他好人的名声。以他的工作性质以及他的一点名气，他会认识很多在外界看来很重要的文艺界人物，我却没有感觉到他与什么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一些场合，当有人介绍说，这是邢野同志的女儿，得到的反应多是：哦，邢野同志？我认识，代问他好！没有进一步的关切，也没有几经多灾多难、荣辱升沉之后人与人之间避免不了的尴尬、冷漠抑或仇怨之类的神色。在路线斗争频仍、总在选择站队的年代，他能做到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作为邢野的女儿，我得到的也仅仅是这些点到为止的友好和客气。这就是好人邢野留给我的。他没有让我在人前感到难堪、抱愧，我应该感激他。

父亲的书房

说到父亲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其实父亲是不让我们从他的书架上拿书的，他根本没有要陶冶我们的意图，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我们趁他不在家时从书架上拿出，再趁他不在家时放回去，"偷"看出来的。直到文革时，因他事先将1950年代发行不多的影印本《金瓶梅》藏在煤堆里，没有让造反派抄家时抄走，后又带到乡下，我们才知道还有这类书可看，我们姐妹兄弟又一个一个偷着将这部书看完。我上大学时，曾向老师请教怎么理解《金瓶梅》，老师说，这种书现在还不能提倡你们读。我在心中窃笑，其实我早就读了！我在小学时几乎读遍了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品，中学与文革中又读了不少外国名著：《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牛氓》、《简爱》、《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安吉堡的磨工》......。其中有不少书是和同学朋友交换或借阅而来。我还记得，大姐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书后，给我们大讲其中的人物故事；二姐看杰克·伦敦的《白牙》时，紧张地尖叫，把全家人吓了一跳。

我们姊妹在学校都以作文好出名，毕竟，我们有他的书房。我在大学教书，从学生作业中得知，他们的课外阅读，初中是《故事会》，高中是金庸。有朋友说，如果中学时代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就完了。那么我们应该感谢父亲的书房，他的书房不能说很丰厚，却让我们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受益终生。

父亲的书房让我想到，他这一代的“革命”作家，从文化积淀上看，“古”的不深，“洋”的也不深，宗教文化更没有，夺取政权后，阶级斗争意识继续强化输入，接受最多的外来文化是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他的书房里没有当时的“内部小说”，也没有当时高干书桌上可能有的内部“灰皮书”。这可能与他早已边缘化有关。这些书，我是认识了丁东以后才一一看到。而有些干部子弟，插队前或插队中就已经看过，又让我羡慕许久。

邢野是一个不走运的作家。他是一个好父亲吗？也不是！从我记事起，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露出笑容，很少和我们说话。他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迟。因为他是作家，所以在家里的时间很多。以至于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作家就是坐在家里。

印象中的父亲除了打发我们为他做事外，很少正眼看我们。七八岁的孩子很敏感，总觉得在他眼里，我们是那么多余、讨嫌。有时不得已要问他点什么，往往还没等我们张嘴，就听到“去去去，一边玩儿去”！如果有客人见到我们做儿女的，问“这是老几啊？上几年级了”？他甚至会一时发懵，叫错了名字，或说错了年龄，反过来问我们，你几岁了？上几年级？

从我们出生，请保姆，入托，生病、看病，上学，他什么都不管。我母亲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我大姐的故事，大体可窥一斑：

1949年5月，我生了大女儿红婴。因为没有经验，发生了让人痛心的事。新生的孩子用指甲老挠脸，听人说，小孩过了百天才能剪指甲。我就用纱布缝了两个小口袋把她的手给套了起来。过了几天孩子哭声不止，我找不出原因，打开纱布口袋一看，右手食指一截已经变黑，把我吓坏了。邢野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去了。女同事霍克帮助我带孩子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指头上的一截已经坏死，必须从指头中间切掉，不然还会往下发展。我一听就懵了，不知如何是好。医生说，你们尽快决定，拖延下去可是很不利！我问大夫，只切掉上边的一截行吗？不行，第二截下边已有炎症，有细菌，必须切掉半截。霍克同志看着我说："那只好切了"，大夫说："你们谁签字"？我拿起笔签了字。孩子被抱进手术室，我在外边哭个不停。霍克不住地劝慰我。

孩子的半截指头切掉了，麻药劲过后，她还是不停地哭。医生说用的是最好的进口药"盘尼西林"。如果孩子的指头再发展，就得把手切掉。我一听又被吓得愣住了，好大一会才回过神来。这么小的孩子就切掉一只手，成了残废，我该怎么办？我又急又累，又担心孩子成了残废。紧张和劳累让我片刻不得休息。这时，霍克已走，她有孩子在家。想到自己的处境和难处，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越想越想难受，抱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我又大哭了一场。女护士见我疲惫不堪，接过孩子叫我去打中午饭，一出门我就晕倒在楼道里，护士们把我搀扶到屋里帮我打了饭。三天后，孩子哭得轻些了，医生检查后说，可以保住这只手了，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孩子住院半个多月出了院，我已筋疲力尽，四肢无力，心情非常不好。心想，这还能工作吗？......

邢野从北京开会回来了，我一见他就来了气：你倒痛快，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孩子一只手差点切掉，霍克同志给你打了电话，你不回来也罢，连封信也不来。他说："我回来顶什么事，也得听医生的"。"写信的空儿也没有吗"？他不吭气了。气得我发了一通火，好多天不理他。他仍是老样子，既不帮我打饭，也没有洗过一次尿布，惟恐有失他大男子的体面和尊严。我真倒霉，遇上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丈夫。

由此可见，父亲天然地就缺乏作为父亲本该具有的责任感和爱心。我困惑不解，到底是封建社会男权意识潜移默化的主导，还是性格使然？

我们姐妹几个陆续上了幼儿园，那时作家协会幼儿园可以两个星期接一次。我们一个月才回家两次。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接送过我们。他对孩子的感情实在是太冷。在他心里可能觉得我们是负担，而且不能白养，总得让我们人尽其力。他指使我们做着家里的一切事情，自己绝不动手。即便想让孩子无有不能，也得身体力行有个示范作用吧？不！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一次。有一次，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水溢四处，十来岁的二姐吓坏了，母亲不在家，赶快告诉父亲，他二话不说先给了她一耳光："还不快去找人修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少不更事的孩子：修理这种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那会儿，我们经常搬家，从北京到保定、从保定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天津、从天津又回到北京。下户口，上户口，转学，入托，捆行李，运行李，都是母亲的事，上小学、初中的女孩子当帮手。所以母亲常说："咱们家没有男人！”1960年代初，母亲下乡"四清"，父亲刚给母亲发走一封信，就开始写另一封信。一封信断断续续写几天，写什么？无非是：1、今天小群要买鞋；2、小明参加少先队要买白衬衫；3、谁谁要交什么费用。待母亲回了信，他再让大的领着小的去买。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次，塑料凉鞋磨破了脚，脚趾头肿得很厉害，脚踝部已经生出了红线，很疼，我推开很少走进的他的书房的门，怯怯地对他说："爸爸，我的脚破了，......"对我疼痛的脚，他看都没看一眼，就说，"找你妈去！"说着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坐无轨电车到十几站以外的机关去找母亲。当时我们家住在北京和平街的作协宿舍楼，离家一站路左右就有一所医院。而他根本就没有带生病的孩子去医院的意识。现在总说"情商"这个词，父亲的情商真是太低了。

父亲只和我拉过两次手。一次是在我六七岁时，跟在父母身边走，要过马路时，他拉起了我的手；一次是文革期间，他从接受审查的学习班回到久别的家，这个家已随着母亲的下放安置在了山西洪洞县赵城公社的侯村。听说他已经回到了家，我从插队点上急匆匆赶回去看他。到家时，他正在灶前拉风箱，看到了我，立即站起来，很高兴，像对久别的朋友一样伸出手来和我相握。我有点受宠若惊。他大概是出于对外交往的伸手习惯，或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父女几年不见的心情。据我所知，在我们这类干部家庭，无论为父母的还是为子女的，根本没有相拥的体验，因为它属于要抵制的资产阶级情调。也就在这时，我看到他参加了一点家务劳动。

父亲对我有些许尊重，可能与文革中对他的保护有关。文革初，他怕在当地被批斗，就跑到北京，请在中央文革文艺组工作的李英儒帮忙保护他。李以修改电影剧本为名，把他借到文艺组领导下的创作组，住到了北京。后来，有人给我们透露：山西省文联的一方造反派要到北京抓他，当晚母亲和大姐把我从拥挤的火车车窗中塞进去，让我连夜赶到北京，给他报信儿。他立即转移到了乡下，躲避了一时的皮肉之苦。当时我14岁。

文革中，不管往他身上泼了多少污水——如说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我们始终认为他本质上是个好人，我们姊妹兄弟中没人声明与他脱离父子（女）关系，因为我们从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违反做人原则的行为。虽然他对我们少有那种唱高调一类的教育，但遇到我们姐妹入团入党一类的事，脸上也会出现难得的笑容。他虽不善表达，可文革中竟然也有那么一段，天天主动带着我们"早请示"。

暴躁得异常

在家里，我们的心永远在嗓子眼儿处吊着，很紧张。我们见到父亲的样子就像羊见到狼，充满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让他看着不顺眼，一巴掌就会搧过来，搧得我们双眼冒金星。我感觉，搧来搧去，都被搧傻了。上小学时，只有老师经常夸我聪明，因为我在班上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母亲也常说我人小鬼大，比较机灵，见情况不好，能及时脱身。否则，我会在父亲的巴掌下成为很自卑的女孩儿。我的二姐性格倔强，遭遇到的巴掌多些。我妹妹比较娇气，挨一次巴掌，能哭上两三个钟头，直到哭不出声儿为止。这一点，让父亲很头疼，故妹妹挨的巴掌要少得多。他唯一宠爱的是我大姐，我从没有见他打过大姐。是不是女孩子多了，烦了，父亲才这样呢？也不是，在我妹妹之后，母亲生了我的双胞胎弟弟。开始，他是喜欢的，高兴了也要抱一抱，待弟弟长大不大听话、开始与街邻的孩子打架，他的巴掌就上来了。等弟弟们更大，他伸手够不着时，就抄棍子、拿铁锹，往他们身上抡。

只有一次，以他的脾气，一定会打我，但没有打。那是三年饥饿时期，我上小学三年级。一天，他让我去买酱油，那时，买什么都排队，我个儿小够不着柜台，在大人的拥挤中，丢掉了刚刚换好放在兜里的一个月的饭票儿（那时我们吃食堂）。从没有打骂过我的母亲，被饥饿的恐惧，气昏了头，一边数落着我，一边拿起笤帚疙瘩打我的屁股。而父亲这时反而态度非常之好，没有打也没有骂，声音不高地劝我母亲说：已经丢了，急也没有用。后来我回过了神儿：敢情是因为他让我去买酱油，祸是他引起的。那个月，每人只有20多斤定量的父亲与母亲各自拿出一半口粮贴补给了我。在饥饿的年代，别人宁送你100元钱，也不愿送你1两粮票。我内心还是很感激他们的。就因为想起他们的恩情，有一次，因为我的顶嘴，他顺手拿起一根大棍子，大喊：滚！滚！滚出这个家门别回来！他以为我们没有胆量和能力走出家门。我说，滚就滚！我这个才十五六岁的女孩儿，身无分文地离家出走一个多月才回家。在今天的社会秩序下，你敢想象会有什么后果吗？！

也许有人会说，对父母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记在心，岂不是从小就学会了记恨？我不这么想。我认为，在那么幼稚、单纯的年龄，一次一次地、深深地刻印在心头的就是这些小事情。不平等的感受，首先是在自己的家里，在童年时代。

我母亲也不善于儿女情长，她属于工作型的人。母亲在外面认真、亢奋的工作状态，让你觉得只有在外面工作才能实现她的生命价值。偏偏事与愿违，1949年以后，母亲10年当中生了7个孩子（其中1个孩子6岁时夭折），无情地消耗着她年轻的生命。她记恨在心的是，当年她想做流产，必须得有单位出证明，而党组织不但不出具证明，还批评了她，让她做检讨。组织女同志去参观苏联的母亲英雄展览。让她们看看苏联母亲英雄如何将11个子女培养为工程师、飞行员、教授一类的栋梁之才。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的宣教，效果之差可以想见，烦于家务的母亲并没有因此增长多少对儿女的耐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