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1958年，湖北孝感县号称亩产早稻2万斤的试验成功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性命，就那么瘫倒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但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