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2117次发布时间 : 2016-09-181925年：职业教育的洪流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资本获得了喘息机会，企业经济呈现出上升趋势。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职业技术劳动力，而当时的国内学校培养的技术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国内教育在职业教育上仍然非常落后。
社会急需大量工商业人才，而学校现行教育体制根本无法造就这样的人才，本应该乘同一条船的工商业和学校教育却成了陌路人。“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成了当时学生就业状况的真实写照。1916年，蔡元培在江苏教育会演讲《中国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济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教育界的一切恐慌问题，归根结底都来自于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毫无出路。
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总需要有人来解决。黄炎培、陶行知、张謇等人，在时代洪流面前，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沿。
黄炎培在整个民国职业教育运动史上处于执牛耳之地位，民国时期最系统的职业教育思想，最广泛的职业教育学校创办，都是他一手缔造的。1907年，黄炎培在家乡川沙创办了浦东中学，自任校长。该校在创办之始就以教育学生掌握实用技能为目标。1914年，因为不愿意为江苏督军张勋的母亲祝寿，黄炎培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深入民间考察教育现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早在1913年，黄炎培即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实际上奠定了其以后职业教育的思想基础。对于当时国内教育的乱象，黄炎培在一次讲话中说：
中国读书人，顶怕用手，除掉写字和穿衣吃饭上茅厕以外，简直像天没有给他生出两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做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好罢，吾们来矫正一下。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个并起（一）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给民国教育家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1915年，中国实业界组团考察美国，就在这个考察团中，后来成为职业教育领袖的黄炎培以随团记者的身份出访。在美国考察的数月里，美国教育服务社会的模式给中国考察团成员带来巨大的震撼。尤其是黄炎培，对美国25个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专门采访了爱迪生之后，他对美国科技的发达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这促使考察团反思国内实业教育的陈腐和滞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也激发了他对国内职业教育改革的热情。美国考察之后，他感慨万千，深切体会到不能不以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此时的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国内实施职业教育了。
两年之后，黄炎培受到教育部委托，考察日本和菲律宾。这次考察对于黄炎培而言，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毕竟与美国在地缘上相距甚远，科技严重滞后于美国倒也不易伤了国民自尊，日本和菲律宾则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都曾像中国一样备受西方列强侵略，也都在效仿西方国家推行社会教育改革，姑且不说日本正在迅速崛起为东方强国，就连一向落后的菲律宾也能够因为推行职业教育，社会状况大为改观，所谓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这种状况大大刺激了民国教育家们的自尊心，职业教育改革已经成为教育家们救国图存的良方，他们高呼“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推向全国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17年5月，由黄炎培发起、联络全国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张伯苓、蒋梦麟、严修等社会各界名流共48人，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发表《中华职业教育宣言书》，这在学界被认为是黄炎培个人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标志。第二年，黄炎培在上海一片蔓草丛生的贫民区——陆家浜，创办了著名的中华职业学校，把多年来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出了“劳工神圣”和“双手万能”的口号，黄炎培别出心裁地设计以“双手万能”作为该校校徽。这所职业学校实行全日制职业教育，学习课程特别强调基本职业技能的训练，实习课程占据较大比重。中华职业学校从创办到新中国成立前，毕业生达到八千多人，这对推动当时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后，国内掀起职业教育高潮。到1926年，中国职业教育达到了最高峰。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不久，由该社自己创办的教育杂志《教育与职业》正式向全国发行。许多拿到这份杂志第一册的读者，立即被这份杂志的新鲜的封面所吸引，该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稚嫩的孩子正在画饭具。这幅绘画把职业教育复杂而深刻的宗旨通俗地表达了出来：职业教育致力于解决教育与社会的脱节问题，为毕业学生就业饭碗寻找出路，力图实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这也成为当时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
不过，这一教育主张一度遭到误解、扭曲。职业教育是对学生生计问题而并非传统的仕途问题的关注，这引起封建教育卫道士们的激烈反抗。一大批思想保守者攻击职业教育就是“啖饭教育”、“饭桶教育”，曲解这种教育的宗旨是“职业就是混饭碗”，甚至有人公然骂黄炎培是“文化之贼”。职业教育家们对菲律宾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的宣传，更是引起国内部分人的愤恨，他们直接宣称黄炎培等人的职业教育就是一种让泱泱大国重新回到落后民族的“奴隶教育”。
1917年，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职业教育谈》一文，他指出了教育就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当然，这种为个人谋生并非是纯粹是为了个人的苟活，而是为将来从事更远大的社会事业做基础：“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黄炎培声称倡导职业教育的宗旨有三：一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二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三是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生于乱世的教育总会背负过于沉重的救亡重任。民国的教育进入20年代，这种沉重的历史担当越发明显。黄炎培试图通过职业教育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不过这并非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也并非黄炎培职业教育全部所愿。他同那个时代无数的教育家一样，不得不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沉重的救亡图存之历史使命。遗憾的是，黄炎培的这一教育主旨常常被后人忽视。如果说黄炎培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是对当时国内现实困境的无奈选择，那么，“有业者乐业”则是对“无业者有业”的超越，在这个职业教育的理想王国里，黄炎培为我们描述的是国民乐于奉献，热爱工作的动人图景，他们工作不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是为了人生价值的提高。多年以后，黄炎培回顾为之奋斗了三十余年的职业教育生涯之时，坚称“有业者乐业”是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
其实，早在黄炎培等人在国内大声疾呼职业教育救国之前，眼光长远的张謇已经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探索。到了20年代国内职业教育洪流汹涌之时，张謇已经不再是孤立地创办职业教育学校，而是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西方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张謇真正做到了为地方教育实现与西方现代教育的接轨，形成了一个以职业技能实用教育为主、体系完备的教育体系。
张謇的职业教育观念非常开放，已经完全溢出了黄炎培职业教育的专业化、技能化的范畴，向文化领域渗透。由他实践的职业教育几乎涉及了当时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除了农、工、医等职业学校以外，张謇先后设立法政讲习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教所、监狱学传习所、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伶工学社等，形成一个覆盖极广的实业教育体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通女工传习所和南通博物苑。
南通女工传习所创办于1914年，这是一所刺绣专门学校。就在这所刺绣职业教育所开课之时，学生们很激动地看到了张謇专门聘请来主持工作的清末民初著名刺绣大师沈寿。传习所以刺绣专业教育为主，附设编制杞柳、麦秆、织花、发网等女子职业技能训练。除了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之外，传习所还开设了国画、书法、音乐、国文等文化艺术课程。此前尊奉“女子无才便是德”陈旧观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女性，终于在劳动职业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她们在幽静的学校里学习、读书，其绣品不仅销往国内各地，在国际市场上也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国外的富商为了收购这一中国传统工艺作品，常常不惜重金。据说，沈寿的丈夫余觉在1915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之后，曾对著名画家颜文梁说，国外准备订购40万美元的绣品。这个职业学校创办的价值，在于不仅教授了女工就业的技能，更传承了传统文化，将职业技能的范围扩大到了文化传承的保护，这种眼光绝不是一般实业家、职业教育家所能企及的。
职业教育在20年代教育界的影响力，学界一度认为，中国近现代各种教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外者。不幸的是，混乱的政局、凋敝的经济、腐朽的制度，严重制约了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经历了风风火火的20年代中期以后，职业教育在登峰造极的1926年开始盛极而衰。到了后期，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连黄炎培亲自出面做工作，能找到工作的也仅五六人。
同样，张謇为了创办职业教育，也耗尽家财、负债累累。1925年，张謇及其兄弟为此花费的白银高达三百五十多万银元，占据了其企业资产的七分之一，而张謇因此负债近九十万元。一生节约勤俭的张謇，终于在1926年走完了辉煌而艰难的人生之路，身无分文、清白地离开人间。“文革”期间，南通市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掘开张謇墓地。这位生前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工业的显赫人物，陪葬品却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另有两个装着张謇胎发和牙齿的金属小盒。张謇的亲属墓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陪葬物品。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的职业学校，最终沦落到无职业可做，此时的民国职业教育已经走到了末路。
黄炎培、张謇等人职业教育救国的思想，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历史典故：当年曾国藩带领军队和太平军在南京作战，在燕子矶视察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位将军看见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的外国轮船，大叫一声“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就立刻昏厥倒地。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感慨，在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居然还有人眼光如此敏锐。事实上，整个20世纪20年代职业教育的领袖黄炎培、张謇，也早早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变了”，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坚定地推行了职业教育。
从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到今天已近百年，职业教育致力于解决的社会与教育之间脱节的鸿沟也在逐渐缝合，但是，伤口的缝合仍然会有阵痛，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也不得不面临“人才过剩”与“人才短缺”同时并存的尴尬。究其原因，我们的教育仍然存在着“社会是社会，教育是教育”的弊病。
（摘自《乱世犹闻读书声：中国教育1912-1937》，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