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技术文明非常发达，不仅散见于像《考工记》、《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这样的典籍中，外国学者笔下的中国古代技术文明也是令西方“高山仰止”的。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中提出的“为什么14 世纪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映射出我国在14 世纪就已经具备了17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发生所具备的一切条件，并提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 到13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1]，这足以表明中国古代技术文明的辉煌。但同时，由于我们的社会制度等原因，在“中世纪结束时已几乎停止了向西方传输技术和思想，并自那时起一直在吸纳西方的技术和思想”[2]。因此，对于我国古代技术文明及其创造古代技术文明辉煌的工匠精神的哲学思考，无论对于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 还是回应全球技术危机的现代性难题，都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善美境界：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追求

所谓善美境界，是指由于物质生产、科技文明的相对不发达而出现的美为善所统摄的文明状态[3]。对于我国古代技术文明而言，一方面笼罩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之下，政治伦理文化始终是文化的主流，因此善美关系表现为文道关系，“文以载道”是主导性理念；另一方面，善美阶段的存在，与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息息相关，由于古代科学发展水平相对不发达，故在求真方面并未得到丰富的发展，虽然存在真善美原初的统一，但却以善对美的统摄和善美的结合最为突出。因此，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善美境界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真善美的原始统一；二是美以善为准绳。前者是古代技术文明的背景，后者是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灵魂及古代职业教育的精神主题。

（一）真善美的原始统一

原始文化中，从粗糙、不规则的“打制”石器过渡到光滑、匀称的“磨制”石器；从“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到“刀耕火种”的农业方式；从“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到“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通鉴纲目外记》）；从简单的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作到复杂的制陶、纺织、房屋建筑、舟车制作等原始手工业，都体现了原始人类真、善、美完整朴素的统一及进化。但总的说来，在这种朴素的统一之上，人类文明的原初目的是族类的生存，如中国氏族社会的“陶公陶氏”、“绳工索氏”、“神农氏”、“釜工氏”、“巫氏”、“卜氏”、“屠氏”等，都以生活技艺为姓氏，家族的命运与劳作性状紧密相连。

随着原始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状况必然会被打破。进入氏族公社后，掌握生产技术的人被推举为部落首领，相传在五帝时期以部落首领为代表的“职官”开始出现，依托血亲关系的“世传家学”逐步发展，夏商周时期培养“百工”的手工业职业教育开始萌芽；同时，从“三皇五帝”开始，“圣人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底色，如舜帝文化精神之魂被称为“德为先，重教化”，史学家范文澜列举的受祀的祖先神（神农、周弃、后土、尧、舜、禹、黄帝、契、冥等）皆品德高尚，功勋卓著[4]。原始教育生产与生活属性逐步浸染并凸显道德特征的精神走向，原始文化的“崇德尚贤”成为中国工匠精神伦理走向的源泉。

（二）“善”是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乃是教人如何“做人”，“道德”二字正是其特殊精神之所在,而“善”恰恰囊括了“道德”的内涵[5]，“与人为善”、“止于至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的“善”被看成是最高德行和最后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烙印，直接映射到中国教育的思想发展中。中国工匠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无权阶级，其“训育”的过程无不信奉和追随着这一精神主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体现出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既不同于西方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本主义”，而且也和西方近世的强调个人解放的人本主义有所区别。首先它强调的“人”是关系中的人，以“明人伦”为目的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离娄上》）的道德观念，成为古代职业教育道艺学习、考核、选拔等的重要参考前提。其次，“人”是关系中的“核心”，强调“天人合一”。它一方面用“人事”去附会“天命”，要求人“替天行道”；另一方面又往往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理性的、道德的化身。“天理”的基本内容则是仁、义、礼、智、信等至善的德行，而中国人对这些心性的修养，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通过日常生活工作的修练，一个平常人的人格精神逐步上升进入“圣贤”的境界中去。因此，我国古代工匠的实践活动最根本的是道德实践，最高的艺术作品也必须以“至善”为前提，即所谓“尽善尽美”[6]。

二、“德艺兼求”：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表征

先秦典籍《左传·文公七年》记载，“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据明清之际著名实学家李塨《廖志编》的解释，“六府”几乎囊括了古代职业教育的全部内容。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则阐述了古代工匠精神的内涵并规约着古代职业教育过程的教育原则。“正德”居于统帅地位，要求工匠必须服从仁政德治的需要，规定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利用”是指掌握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厚生”则指工匠的劳动要服务于治国和惠民。“以德为先”、“德艺兼求”与“经世致用”三者统一而不可分。基于此，中国古代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强力而行”的敬业奉献精神

不管是官匠还是民匠，就总体而言，都属于下层劳动人民，他们都具有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美德。其中以墨家最为典型。墨子特别注意职业道德行为的锻炼，主张“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孟子﹒修身》），要求学生“强力而行”，加强意志锻炼，指出意志不仅是重要的道德品质，而且对知识才能有直接影响，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而意志要经过长期磨练才能强大，否则便会衰退；“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孟子﹒修身》）。

墨子并非空发此论，墨家弟子躬行实践，“多以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在教学中墨子发扬“强说人”的主动精神，他不同意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消极等待态度，主张积极主动“强说人”，叩则鸣，不叩亦鸣，问则答，不问则讲。他认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

孔子教人是“来者不拒”，墨子则进一步主张，对不来者也主动去教，“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 这种以教人为己任的精神是很可贵的。由此可见，强调“强”的敬业精神和“自苦为极”的献身精神是墨子的一贯作风和应有之义，也是墨子职业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品质。此外，在实践中墨子主张“述而又作”的创造精神，不同意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主张“述而又作”。他认为应该继承古代文化中善的东西，又要创造出新的东西，使善的东西日益增多，“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这种主动意识也是工匠精神的很好体现。

（二）“切磋琢磨”的精益求精精神

不耻求师问学，勤奋学习技艺，这既是一切工匠谋生的必备条件，也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求。《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佳句，形象地展示了工匠在对骨器、象牙、玉石进行切料、糙锉、细刻、磨光时所表现出来的认真制作、一丝不苟的精神[7]。孔子在《论语·学而》中对这一精神高度肯定；朱熹在《论语》注中从工匠道德的角度，做出“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的解读。后来，孙中山将它扩展到近代工业，并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使萌芽于《诗经》的切磋琢磨的工匠精神最终提升概括为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中国古代工匠关于技术的设计规范与工艺的精细要求不乏历史记载。据《考工记》记载，战国编钟的细密程度可以做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轮人》、《车人》诸篇中，对车轮的制作和检验，规定了从选料、外观、功能、检验标准等方面多达10 项的详细技术要求。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古代纺织品、陶器等工艺品的制作技术的精湛及外观的精美已深受国外商客欢迎，远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罗马帝国，当时世界称中国为“丝绸之国”、“陶器之都”。到了宋代，冶炼、舟车、桥梁、建筑、织造、印染、制衣、陶瓷、茶、酒等工匠技艺类的工艺技术水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诞生了《木经》、《营造法式》、《陶记》、《梦溪笔谈》等一系列科技史上的珍贵史料。

此外，为了训育工匠精益求精的技术要求，制度建设也相当完备，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品上标明制作者姓名）的管理制度，制定了《工律》、《工人程》、《均工》、《效律》等一系列法律与管理档案，为保证产品质量，考核标准十分严格。因此，中国古代工匠精益求精的技术精神，不仅仅是创造举世瞩目的技术辉煌的意志体现，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兴利除害”的爱国为民精神

这是古代工匠走出个人、家庭利益小圈子，将目光投射于国家和人民利益而达到的道德境界升华，中国第一个工匠团体墨家在这方面很突出。墨子以培养“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士”为教育目标，其目的是把“农与工肆之人”培养成掌握实用技术的“兼士”，“兴利除害”便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评价的根本尺度。《墨子·尚贤上》记载“兼士”必须符合三条标准，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要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这是评价职业行为是否道德的最高标准。这种道德价值观，得到后世工匠的认同。

浙江绍兴出土的神人车马画像镜上，镌刻有著名镜师周是的广告铭文，“吴向阳周是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常保二亲此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广告铭文蕴含了这位名匠追求爱国爱家、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职业理想[7]。据《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不仅自身发明创造极为突出，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天文仪器，修建27 所观测台并制定了《授时历》，完成我国历法史上第四次重大改革，而且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说”，强调“言为学者，治生最为重要”，心系国民，成为元代杰出的政治家且在教育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工匠的爱国为民精神虽有不同于其他职业精神的特点，但就其主导性的道德价值观而言，是与儒家的“仁、义、忠”的伦理道德相通或相同的，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工匠精神基本上是儒家伦理准则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化，这种伦理精神在强化工匠道德责任、提高器物质量、发展社会经济、造就巨匠高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心传体知”：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实现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起源于世代手口相传的家庭教育，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断变更，这种血缘关系的技艺传承逐渐走出家庭，经历了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要求培植和造就了形式多样、途径各异的职业教育。无论是作为官方职业教育的设官教民、职官科技教育、艺徒教育、职业专门学校，还是作为非官方职业教育途径的家传世学、私人授徒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在劳动和工作过程中进行，“心传体知”的教育过程是培养传统工匠精神的主要途径。

（一）“心传身授”的教学过程

所谓“心传”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熏陶和无形的心理传递，没有固定的范本和模式。对于传授之人来说，是一种默会的教学方式；对于受教者来说，学习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技术继承就能达到。施教与受教双方只有两者之间心理的传授和领悟，凭经验行事。墨子“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是古代工匠精神“心传身授”教学过程的典型范例。此外，古代职业教育是一种全程的教育模式，师徒一起生活、学习、讨论、钻研技术，师傅通过自己演示和在指导徒弟操作的过程中传授技术经验,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行业规范，如工师“立样”与“程准”，就是工师授徒首先做好模版（“立样”），然后学徒加以模仿，学习制作，直至掌握了制作的标准和典范（“程准”），也就等于学会了技术。因此，徒弟从小追随师傅的技术熏陶， 一旦心领神会， 便可“不肃而成”、“不劳而能”、热爱工技、不见异思迁，并在生产制作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也使得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生命。

（二）“体知躬行”的学习过程

中国的“体知”内涵非常丰富，相关的概念诸如“体察”、“体验”、“体会”、“体味”等，宋明理学还讲“体证”，强调道不外于我心，道是我的体认，即主张通过人的主观体验，领悟道之所在。虽“至道”之径儒、道、佛三家论及较多，但“悟道”靠智慧、靠心理体验和价值领悟的观念同样体现在古代职业教育过程中，而且其“知行合一”的做法更值得借鉴。古代职业教育师徒关系一旦确立，就类似于父子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源自艺徒制度。张正明记载《学小官须知》言，“学小官（学徒），清晨起来，即扫地、掸柜、抹桌、掸椅、添砚池水、润笔、擦戥子、拎水与人洗脸、烧香、冲茶，俱系初学之”。实际上还有很多不成文的杂役，如早拆铺、晚搭铺、洗碗、买夜宵、倒便器等。“湘谚云：三年徒弟，三年奴隶”。在学艺过程中，“尊师”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绳，这种“情感效应”对知识技能的授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艺徒学习，师傅不仅有责任传授给徒弟技术，更要像父母有责任教育子女一样，使徒弟学会做人，能够自立。当然，这一教育过程实际上也存在着剥削，但是将做人寓于做事的学习过程是值得借鉴的。

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的精神”，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积极争取渴望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8]。因此，中国古代工匠也是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强调“以德为先”、“德艺兼求”的工匠精神，其教育目的及过程若到达此种境界者，完全是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其最后的解释。这样一种“向善”的“道德精神”的指引，一定意义上陶铸了中国匠师精益求精的技术精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古代技术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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