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追问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股电流流过心头。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人，他就是那个终身不得志，只以副教授退休的弗洛伊德。他曾经在临终这样写信给自己的情人玛丽亚：“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因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一个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示得满足的原欲过剩。”这就是说健康的人不必追问生命的意义。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充满活力的，他的欲望都是能够满足的。只有当生命处于病态的时候，他才会回过头来问一问生命存在什么意义与价值。因为生命健康地存在就是意义与价值。如果还要企图追问追加在生命上的其他意义，那么他就是不够自信，不够健康的表现。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绝对了一点？也许吧。但是，或许这样说，也道出了人性弱点的某些秘密。历史上凡是那些表现出强大健壮体魄，有着非凡能力的人，常常是现实世界的强大行动者，在真实的生命世界里博弈，而不是在闺阁花前柳下不断地哀鸣祷告。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倾听过自己一次自己内心灵魂的声音。我们没有听过一个政治强人发出过一次来自心灵的声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充篇都是狂妄的叫嚣。他当年的一个咳嗽，就能够让一个国家灭亡。让成千上万的智慧的犹太人焚尸灭迹。政治强人从来不写那些“月满西楼”之类的诗词。像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声音应该是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灵魂的激荡。但是，正因为一个人开始能够写出这样的生命之诗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在现实政治中他是一个失败的生命。那些有着异常健壮体魄的人常常不必对自己的灵魂作出如此动听的哀婉凄绝的倾诉。他们直到生命的临终前的一刻，也仍然是想到权力与财富的。张文质先生是一个对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着持续追问精神的人，他最近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的老师问我：那些达官贵人的孩子有一个是教师、医生或者哪怕是一个律师也好啊，有吗？我说，应该没有吧。他们不需要证明心灵、身体和法律的价值，只扑向权力和财富。大概如此吧。”从这个简短的对话，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李后主李煜式的诗人。有着绝世的才华，对心灵有着特殊的敏感与悟性，他的生活是柔弱而温和善良的。但是，他没有强力的体魄与行动这是肯定的。其实，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

    在中国，达官贵人的子弟为什么不去做教师、医生，甚至连律师也不愿意做？因为，前二者都是关注生命的职业，前者要善于倾听来自心灵的声音，后者关注并修复灵魂的载体——肉体生命。而律师职业，在一个根本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其实也纯粹只是一种挣钱的工具。如果有更好的争取权力与财富的捷径，又何必要去当个律师来费口舌在权贵的夹缝中讨生活呢？还不如直接扑向权力与财富。那是一只饿虎才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而饿虎简直就是强力的代表。这样的人直到死也不会追问或者不需要追问一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

    活着其实是个难题。当然，这是相对于人来说，而不是相对于其他智力相对低下的动物来说。人的生命意义问题，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个二难选择：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只快乐而满足的猪？在西方，追问生命的意义的人是精神贵族。这样的人，常常有着巨大的家族遗产，或者有着丰厚回报的悠闲职业。或者有着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对的追求的精神气质。有真正宗教的地方，才有生命的意义真问题。人之所以追问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完全是因为人有一个任何别的动物都没有的智慧大脑。人满足肠胃，只要行动上的强力就可以了。但是，要满足智慧的脑袋对世界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却必须有着特别的闲情与悠闲。人如果一直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为胃而活，那么，他就无暇他顾。因此，行动上的强力者，那些从来不曾追问生命的意义，最害怕的就是被他统治的人去追问生命的意义。任何政治行动强力者，都是害怕宗教，更害怕他的子民信仰宗教。为什么这样说？柏克是一位灵魂的大师，他曾这样分析说“你们的独裁者们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的。他们知道，谁畏惧上帝，谁就对别的东西无所畏惧。于是，他们就把那种惟一能够产生真正勇气的畏惧从头脑中斩草除根。”就因为这句话，我对英国的柏克是充满敬意的。他一语道出了任何独裁者的奥秘。回头想想希特勒那样迫害智慧而坚定的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犹太人有坚定虔诚而执着的信仰，因为对上帝的敬畏而产生的面对死亡的勇气，激怒了这个独裁者。使他务必除尽而后快。

    因此，回头想弗洛伊德临终前的话也许是一个反话。也就是说，那些从来没有真正倾听过来自自己心灵深处的人才是真正的病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从原始的丛林中走出过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一次丛林法则。作为人，其真正的价值就是追问生命的意义，按照自己生命的尊严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作为德国的哲人，康德是伟大的。因为他终身把一个大写的人，充满尊严的人高高地举在头上。但是，黑格尔却是病态的。